从“低生育率”到“延迟退休”，我们需要怎样的逻辑？

社会学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要麻烦些。解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时，往往是先提出理论，然后设置实验检测理论的正确性，然后根据实验检测结果修改理论或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社会学问题的麻烦在于，理论往往很难通过设置实验来检测，只有直接通过实践来检测。

“低生育率”问题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分析了许多的原因:生育成本高、生育年龄延迟、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机会成本高、自我意识苏醒，等等。这些原因的分析，看起来都符合逻辑，但麻烦在于难以检测其正确性，很明显有的根本无法检测。这对于解决问题是很不利的。

其实在历史上，人类已经做过许许多多的实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实践来考察我们理论的正确性，从而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类社会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低生育率、极低的人口增长率的时期。幸运的是，人类并没有因低生育率而走向消亡。而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说，照此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最终将会走向亡种亡国。当前社会对于解决低生率问题，降低生育成本似乎是公认的最有效可行的办法。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却并不常付诸实践。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生育成本高，通常不足以严重降低生育率以致人类族群、种群的消亡。二、降低生育成本，通常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不大。

时至今日，由婚姻形成的家庭依然是人类繁衍的最基本单位。然而，在现代社会里，离婚率越来越高，平均初婚年龄大幅提高，单身人群越来越庞大，处于婚姻关系中的人群越来越少。妇女的平均有效生育期大幅缩短，这从根本上降低了生育率。

古人是怎样控制婚姻关系的？“万恶淫为首”，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都曾对性、对婚姻实行过十分严厉的控制。几乎所有性成熟的妇女都会被禁锢在固定的婚姻关系之中。

只要我们能够把古人看作是理性的，而不是一群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愚昧的人。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古代社会曾要对性、对婚姻实行十分严厉的控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禁锢”，大概是从宋代以后才逐渐趋于严厉的。宋代以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妇女本身极难脱离婚姻家庭而独立生存。这样婚姻关系就会自然地十分稳定。因为首先只有先离婚才能再婚，只有能够再婚人们才肯离婚。婚姻的离异本身极其的困难，自然就没有必要对婚姻实行十分严厉的控制。只有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相当多的妇女能够脱离婚姻家庭而独立生存后，婚姻关系才会变得不稳定，才需要社会对婚姻实行严厉控制。

古人采取“性禁锢”的手段，防止了妇女有效生育期的大幅缩短，成功避免了因生育率过低，而造成族群、种群的消亡。今天，人们也应该从延长妇女有效生育期的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重新回到“性禁锢”时代，显然没有必要。我们可以采取其它措施，来延长妇女的有效生育期。譬如鼓励非婚生育，大幅增加非婚生子女的数量。

因人口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养老金缺口将会越来越大。鼓励生育、延迟退休看起来势在必行。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都非常的严重。资本收入比重过高，而政府（公共）和劳动收入比重过低。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再发达，劳动人口比重再高，劳动者没钱养老的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就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就得提高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越低，工资的效用就越大（边际效用递减），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就越低。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实际的工资水平也就越低。

延迟退休，降低了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会造成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