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情况下，让农民提前退休应该更有利社会经济发展！

虽然从国际上看，延迟退休年龄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但是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西方国家这样做是否有利于弥补“养老金缺口”，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近二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快速扩大。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降低，也就意味着劳动者越来越没钱养老，也就意味着“养老金缺口”因此在变得越来越大。

近二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地都是呈不断降低的趋势，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甚至已经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近十年来，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几乎没有增长。

这些现象与西方国家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经济一直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生产过剩的长期存在，引发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及两次世界大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面临长期“滞胀”，形成了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长期并存的局面。“滞胀”现象的产生，说明社会经济并不存在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反而存在着消费大于生产的矛盾。如果存在生产过剩，就不可能形成长期的高通胀。

“二战”以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各国大力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长期要远快于经济的增长。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社会贫富差距显著地缩小了。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利于消除社会经济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因而，这一时期成为了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工资的边际效用因此而减少，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工资的边际效用减少，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就能得到增加，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因此而减少。

当然，如果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大，就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生成不足，使社会经济产生消费大于生产的矛盾。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就是因“福利过度”所导致的。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采取了大规模减税和大幅削减社会公共福利等政策，成功地消除了“滞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福利分配不平等问题因此变得越来越严重。高收入者往往能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保障，低收入者通常只能享受到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只有陷入贫困者才能得到福利救济）。这就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被弱化。

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弱化使得低工资层级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贫困现象日益增多。贫困现象的增多，使得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增加对贫困的救济，由此造成社会救济福利支出的增加。社会救济福利支出增加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政府就不得不削减公共养老金等社会公共福利支出，由此造成低工资层级劳动者收入增长更加缓慢，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相对更少，相对贫困问题也就更加严重。如此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造成福利支出越来越多，社会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

因而，人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要远高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是社会贫富差距要远大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对贫困要远多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西方国家经济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愈来愈严重。

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会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或是生产规模相对萎缩。无论是生产相对过剩还是生产规模相对萎缩都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相对过剩会导致企业利润率降低，企业倒闭增加，失业增加。生产规模相对萎缩会导致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所谓的“去工业化”现象，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缘于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不断激化。随着去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越来越低。

现阶段我国正在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以应对社会经济所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了全面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举措。

提高农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提前退休，有利于促进消费，有利于缓解社会经济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