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之迷

现在世界经济对债务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各国央行不断扩张的债务背后，是各国经济对货币放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在发达国家，虽然货币放水的规模越来越大，利率越来越低，但是通胀长期难以提振，也就是说需求长期存在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率也越来越低，有的甚至趋于停滞。这些就是经济“日本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经济状态以日本经济最为典型。

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占比大幅减少，对社会经济自然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人们大多都将目光集中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然而，这种影响真的是“日本化”的罪魁祸首吗？

劳动力人口占比过低的社会，消费的人口多而生产的人口少，经济应该是会存在短缺，应该是会存在高通胀，而不应存在通缩。

通缩是因存在生产相对过剩。人们很容易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与贫富分化联系起来。然而，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不大，日本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日本目前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

事实真的是人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真的不大吗？

《过劳时代》、《低欲望社会》、《格差社会》这三本书对于平常喜欢关注日本社会经济的国人来说应该会比较熟悉。

据《过劳时代》的作者，日本学者森岗孝二的观察，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时间越长。日本应该不会是个例外。

过劳问题在日本相当的严重，已经成为日本的一大社会问题。“社畜”一词是日本人发明的，仅从字面上理解，人们就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工作压力有多大。难道人们没有因此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吗？——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似乎又在日本普通劳动者身上重演，虽然悲惨的程度要低得多。工业革命时期的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显著扩大了。

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压力、辛劳程度与工资的效用是成正比的。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有当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会越大，他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工作劳累程度就越大。

工资的效用越大，并不一定代表着实际工资水平越高，还得看工资边际效用的大小。工资的边际效用越大，一定实际工资带来的效用就越大。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与劳动者的需求满足程度有关。

如果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过低，造成工资的边际效用过大，在很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下，劳动者也会愿意付出非常多的劳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水平仅够维持最低的生存，而工人阶级却还不得不从事极度辛苦的工作，这是因为工资的边际效用非常大。想想，当一个人快要饿死时，一个面包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效用？

工资的边际效用越大，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就越少，资本所能剥削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也就越大。

从“过劳”问题这一点来看，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可能远大于中国社会。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试图将消费需求不振归咎于“低欲望的社会”，而低欲望的社会产生的原因则是因日本人的基因发生了某种突变。

大前研一在书中写道：

“个人消费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如今的日本，人人丧失了欲望不说，还对将来抱有不安。为此，既便是微涨薪资，也与消费无关，而是转向了储蓄。”

欲望的满足需要收入增长的支撑，有钱谁不会愿意去消费？明明是没钱消费还要归咎于“低欲望”，这说明日本社会也太要面子了！

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消费主体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每个人所能消费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数量很有限，而普通劳动者又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都承认：二十多年来，日本的实际工资是在不断下降的，越来越多的人们跌入了社会的底层。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在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如何能提振？几十年来，实际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哪会不大？

“格差社会”是指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格”指等级，“差”是差距。

橘木俊诏被誉为“日本格差研究第一人”。早在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橘木俊诏就曾大声疾呼：“一亿总中流时代已经结束。”后来，橘木俊诏著有《格差社会》一书。在《格差社会》这本书中，作者橘木俊诏认为，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阶层固化”现象非常严重。

1960年，日本政府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第七年，日本即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已增加了2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人均国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得到显著改善。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自认为“中产”人数达到了90%左右，就有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说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得到显著改善，其背后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日本的发展在起主要作用。通过社会保障可以提高普通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降低工资的边际效用，从而使得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减少。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就确立了“全民皆保险”、“全民皆年金”的目标。日本从1955年开始就有了向全民皆保险体制过度的具体安排，1956年12月成立的石桥内阁把国民皆年金和国民皆保险并列作为其重要措施的一项内容。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扩展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1960-1970年，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平均每年增长达18%。这一时期，社会保障水平的大幅提高，显著改善了日本社会的收入分配。

然而，正当日本即将迈入“福利国家”门槛之时，西方国家爆发了“福利危机”。在新自主义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态度趋于冷淡。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对社会保障的逆风，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大幅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大量缩减国家责任。与西方“福利国家”一样，福利分配不平等问题因此而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被弱化了，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后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日本政府又通过大幅削减公共养老福利，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由此造成老年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也使得整体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大为降低。

与西方国家一样，日本也是很注重增加对贫困群体的福利的，因而传说中日本的福利很好。当人们因收入低而陷入贫困之中时再给予救济，而不是通过增加普遍性的福利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以预防贫困问题的发生，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不大，这样的看法可能缘于：一、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二、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太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