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加班”问题其实缘于贫富分化

据日本学者森岗孝二的观察，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时间越长。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取决于工资的效用大小，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就越大，工作时间也就越长。

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报酬的过程中，工资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有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劳动者便不会愿意出卖劳动力。

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能获得的报酬越低，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也会越低，收入分配就愈不平等。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工资的效用来解决过度加班问题。

降低工资的效用？是不是降低工资水平？非也！工资效用的大小并不等同于工资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效用即价值。商品的效用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量。边际是新增的意思。工资效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瓶水在平常不值什么钱，但在沙漠中却可能被卖上天价。这是因其边际效用量的不同。在平常，水随处可得，其边际效用很小。在沙漠中，一瓶水也许就可以救一条命，因而其边际效用可能非常大。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普通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满足程度，从而可以减少工资的效用，减少工作时长。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劳动者看起来很“懒”。这是由于其福利水平相对较高，工资的效用相对较小，劳动者所愿接受的工作时间自然也较短。

据森岗孝二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工作时间慢慢地延长了。其实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许多国家在“去福利国家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随着实际福利水平的相对降低，工作时间自然也就会逐渐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