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三百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工作时间越长劳动所得份额越少

近日“996工作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些人很支持“996工作制”，劳动者付出越多得到的回报也越多。

然而，打开资本主义三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人们可以发现：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越长，劳动者所能得到的相对份额就越少。

自资本主义诞生至工业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是逐渐延长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时长达到了顶峰。工业革命以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劳动时间逐渐缩短。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劳动时间又逐渐延长了。

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发生的变化是：工业革命时期，社会贫富差距达到顶峰。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35%~40%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19世纪中期的45%~50%。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贫富差距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的中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降至20~25%。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扩大，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已经接近“大萧条”前夕。“大萧条”时期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顶峰时期。

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劳动者所得份额相对越少。工作时间越短，社会贫富差距越小，劳动所得份额越大。这背后仅仅是巧合，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市场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最根本的是由市场环境决定的。

通常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为了获取工资购买商品和劳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劳动力。劳动者所愿意出卖的劳动力的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取决于工资效用的大小，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便越大，工资的效用越小，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便越小。

这是不是就是说，实际工资水平越高，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时间便越多，所愿意承受的劳动强度也越大呢？确实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然而，如果将观察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扩展一下，问题就会出现。北欧国家的工资水平比我国要高多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却比我国要短得多。

问题在于，工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价值的大小与实际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等同，工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价值取决于其边际效用量。一个面包给一个吃饱饭的工人与一个饿着肚子的工人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给前者带来的效用要小，给后者带来的效用要大。同样给一个面包的工资，后者自然会更卖力些。

也就是说一定实际工资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与劳动者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础消费量”有关。“基础消费量”越大，则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价值越小，反之则越大。

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与劳动者的积蓄，劳动自用所能获得的产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以及其它社会互助关系(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有关，会因失业、疾病以及其它天灾人祸等而降低。面对失业、疾病以及其它天灾人祸，劳动者依靠积蓄，家庭成员间的互助通常不足以保持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础消费量”不被降低，就不更不用说提高了。因而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主要与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有关。

如果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提高，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减少，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会减少，劳动时间会缩短，劳动强度会降低。

如果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保持不变，经济的增长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时间就会延长，劳动强度会增加。

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即使是出现“用工荒”时也是如此。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延长，还有那些原先较为“懒惰”的劳动者会被吸引进劳动力市场。那些原先较为“懒惰”的劳动者之所以懒惰，是因他们的“基础消费量”较高，在原先的工资水平下，工资的效用过低，不足以将他们吸引进劳动力市场。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总会有劳动者被源源不断地吸引入劳动力市场。理论上，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时，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工资的效用足够大，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被吸引入劳动力市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儿童。所以，不存在真正的“用工荒”，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

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总是会被限定在由“基础消费量”所决定的水平上，工资的效用也仅仅稍稍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总体的“基础消费量”不变，经济增长带来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使劳动的供给不断增加，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当失业增加时，如果工资水平出现下降，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会减少，那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便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过度下降。这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出清。上述理论解释了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劳动力市场为何不能实现出清的难题。

由于工资水平总是被限定在由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所决定的水平，也就是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所决定的水平。如果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会被限定在一定水平上，社会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会大部为资本所攫取。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四十年来几乎没有增长，是因美国政府四十年来不断削减社会福利所造成的。

如果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的提高使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的提高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贫富差距会缩小，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会减少。如果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的提高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贫富差距就会扩大，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会增加。

工业革命以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以前，社会互助活动就已经广泛存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被不断削减。

由市场环境所决定的工作时间，法律是难以改变的。当劳动者普遍愿意接受“996工作制”时，法律如果完全强制劳动者每周工作40小时，劳动者便会(不得不)考虑兼职。据美国《华盛顿时报》，美国有“1.55亿人从事只有最低报酬的工作，很多人为生存打两三份工”。只有依靠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才能真正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