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如火的西安球市呼啸而过，但榴园还有年轻人

西安夜晚的南门城墙下从来不缺年轻人，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周内还是周末，他们总能找到理由让自己在榴园的地坑中一醉方休，去喝酒的人常常还未见到酒吧的门面，就已被窖藏了许多年月的陈酒混杂着香水的气味洗刷了一番，提醒今晚势必又要奋战到天亮。年轻人们拍照、打卡、发送朋友圈定位、呼朋唤友，暗暗发誓今晚一定要拿下对面那个上次把自己喝翻的人。

从欧洲杯到奥运会，各店家也抓住时机纷纷在大屏幕上开启现场转播，更多的人汇集于此，男士们左眼扫过姆巴佩的射门瞬间，右眼已为路过穿着短裙的女士打了分。体育的竞技精神也为酒场的厮杀增添了一丝狂野，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都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一同在屏幕的前后两端达成了共识，就是要把这多出来的精力统统消耗在这片地方上的这群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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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人对体育的热忱从来不逊色于国内的其它城市，作为全国球市最火爆的地区之一，西安从来不缺球迷和各路体育迷的捧场，从西安球迷近年来看球方式的转变，也可以一窥随着西安的发展，西安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变迁。

西安是历史悠久的古都，也是甲A中最年轻的球市，即使是全国球市最低迷的时候，西安朱雀体育场的上座率依旧遥遥领先于其它城市，凡是亲临过球赛现场的观众，都对陕西球迷的热情留下深刻印象。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球场上此起彼伏的“陕骂”了，特别的发音带动生动的面部表情似乎很能表达球迷的心情，不论对方球员是带球、射门、动作过激，还是主场球员被裁判判犯规，只要是让西安球迷不爽的动作，就都能听到全场一致的那一“贼”，再加上来自黄土高原的锣鼓，西安场的气氛总是那么沸热烈，以至于在以往最疯狂的时候，西安球迷也做出过不少寻衅滋事事件。

是什么让西安的球市如此火爆？在一些球迷分布调查中显示，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球迷来自西安的各个高校，作为全国高校最多的地方之一，西安每年在校大学生一百多万，学生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较多，乐于参加各种社交类的娱乐活动，喜欢追求刺激和感官享受，球场的气氛自然也因他们而活跃起来。

然而这几年，随着西安旅游城市的打造，夜生活的逐渐丰富，娱乐形式和消费方式的多样化，年轻人对球赛的体验并不局限于体育场中，而越来越倾向于酒吧一类的场所，和三五好友一起喝酒聊天看球，成为年轻球迷新的选择。

新的消费习惯带来了新的身份认同的需要，看球、聚会、熬夜，出现在夜晚的时尚场所、在朋友圈中发表对比赛的看法、交换赌球心得等行为，可以被视为有钱有闲且有品味的。

这些来自本地或外地的年轻人面对城市眼花缭乱的夜生活急切的想要投身其中，并渴望在觥筹交错中与同学或好友增进感情，在南门凌晨一点的榴园，坐在前天晚上还未打扫干净的粘腻的桌椅上，他们错觉自己也融入进了这个省会城市，在深夜终于跟上了它的节奏。

这样的心理也带动了南门一片酒吧业的繁荣，价格低廉的酒水、宽敞的地方、小吃摊式的座椅摆放方式、驻唱以及大屏幕上转播的各种赛事，都为年轻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毫不费力的社交场所，而像德福巷这种伪小资和1+1那样的中年人聚集地，早就被新的消费主体们抛弃了。

■ 榴园 | 图源搜狐@路过记录者

要理解体育文化，就必须跟它所处的社会现实、经济、政治、人文联系起来，体育不只是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它也是一个时期整个社会心态的缩影。

在此次欧洲杯1/8决赛德国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现场转播中出现了一位德国小球迷因自己国家输掉比赛而伤心哭泣的画面，结果这画面刺激了现场的英格兰球迷，使他们爆发出强烈的嘲笑声，英国球迷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对小女孩发起了网络攻击，并将小女孩称为“小纳粹”。

英格兰球迷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早在1985年的布鲁塞尔，利物浦队与尤文图斯队在海塞尔体育场进行欧冠决赛前，英格兰球迷就与意大利球迷发生冲突，并造成了32名意大利人死亡、300余人受伤的惨案，而“海塞尔惨案”也只是英国诸多足球暴力事件的其中一个而已。

是什么让英国有这么多的足球流氓？十九世纪初，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城市迅速扩大，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劳动力的聚集打破了以往的亲缘型社会，以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取代了农村的血缘关系，大量的陌生人涌入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工厂，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集体身份，于是，最早的一批英国足球俱乐部就在利物浦这样的大型工业城市成长起来，这些俱乐部给无根的移民提供了归属，在谢菲尔德、伯明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这种人口稠密的工业城市，足球运动迅速流行开来，而以各个城市和社区间的友谊赛，不仅可以把工人从压抑的工作环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也为他们找到了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工人阶层为英国足球文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狂欢和饮酒是工人阶层的一大特征，普通工人在从事了一周的高强度工作之后，常常认为理应用一夜的买醉来犒劳自己，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工业城市中，观看球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人们在聚集的人群中社交，并借比赛的输赢发泄压抑的情绪。

而越是需要归属感的人，越容易把自己的“小我”融入进“大我”中，从中获得一种虚假的心理安慰，在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人群中，“小我”似乎也获得了目标和力量。

在不少去现场观看过比赛的球迷看来，热烈的气氛和疯狂的人群往往比比赛本身还要吸引他们。这种对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小我”对自身的认同，并且他们开始抵触任何和共同体身份无关的个体进入，早期的英国足球俱乐部就排斥球队中的中产阶级球员，来自中产的小孩常常因为不懂街头趣味而被排挤，这类排外情绪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此次欧洲杯英国和意大利的决赛中，黑人球员拉什福德、桑乔、萨卡罚丢点球，赛后他们的社交媒体下充斥着来自本国球迷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话语，和黑猩猩、香蕉之类的符号表情，而不久前整个欧洲还在举行着“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游行，可在象征着国家实力的欧洲杯上，这一诉求却在狂热的民族主义中被抛之脑后，以至于完全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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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西安的年轻人还是英国的足球流氓，不论是赛场上的运动员还是屏幕前的足球迷，人们都在经验中摸索着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体育本身也是如此，任何一项运动都和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分不开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像阿里、泰格伍兹和刘翔这样打破阶级和种族刻板印象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群体的偶像，甚至改变人们对体育的认识。

在这次欧洲杯葡萄牙对阵法国的比赛后，C罗和本泽马在场上热情互动，相较于国家队队员间的情感，效力于同一俱乐部所带来的情感似乎来得更深，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一直存在，只是在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中被掩埋了。

这些体育赛事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浪潮，被资本主义商业哺育，在电视媒体的传播下造就一代传奇，而如今，当更多的娱乐形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当面对更加多元的世界和文化，我们对体育赛事的看待方式是否还如从前？与往年奥运会赛场上各国观众为自己国家运动员加油呐喊不同的是，东京奥运会却要因疫情而经历无人观赛的尴尬。

在今年的9月份，西安马上就要迎来第十四届全运会，当体育的赛事落在我们手中，相较于之前提到的种种，我们会做的更好吗？在面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文化在体育场上的碰撞时，我们是加深了他们彼此间的矛盾，还是融合了不同文化间的壁垒？

这也许不仅是举办方要考虑的，更是每个西安人要考的，也许重要的从来就不是比赛，而是体育运动所塑造的理想的人以及他们创造的理想的世界，正如这次欧洲杯的主题曲《We Are The People》中唱道的“从纷争仇视的废墟中而来，汇聚成前所未有心怀友爱的集体，我们正是自己长久所等候的人。”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成为了自己长久所等待的人？

最近问到过几个从前喜欢看现场球赛的朋友，是否还再坚持看球，他们表示现在更多的是和一两个朋友在家看球，现场的球赛偶尔也看，但气氛已经大不如从前，他们有的年过三十，朋友同学都以结婚生子，过起了各自的生活，问起他们对当时比赛的印象，似乎留给他们记忆最深的，不是比赛输赢本身，而是在看台上、站在5万名观众之间、听着锣鼓喧天和此起彼伏的陕骂的那种气氛，这气氛会久久回荡在他们往后工作、结婚、生子、成为一个普通的西安人的年月中。

作者 | 杨力菲 |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