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人的夜生活里看到了哲学

近两天来，楼下已经不怎么听得到酒瓶摔摔打打的声音了。每晚男女的吵架声也骤然消失，睡眠质量可谓直线上升，整条长安西路都安静了下来，人们不仅把自己的娱乐暂时搁置了，连醉酒后的纷争也一同搁置了起来。

由于西安最近一连串的疫情防控措施，整个城市的娱乐业在几天之内近乎于停摆。酒吧、饭店、ktv纷纷关门歇业，往常热闹的南门和小寨已经是一片寂静。

夜里12点写此文时，窗外平日里热闹的街道此刻却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娱乐行业的停摆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小，大家一边哀叹一边学着适应，百无聊赖的夜晚仿佛回到了古代。

人类为什么需要狂欢和娱乐？

在前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大众狂欢有着调节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颠覆日常等级的作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统治使人们的生活长期笼罩在紧张、虔诚、禁锢的气氛中，等级的森严为人们设置了一层看不见的樊笼，而狂欢节则为民众打破这樊笼提供了理由，在狂欢节上，人们将小丑扮作国王，再将他的王冠取下游街示众，人们言语粗俗、揶揄权威，在巴赫金看来，这完全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

最早的狂欢节起源于巫术和祭祀活动，这时期的人类信仰万物有灵，他们供奉动物、植物、天、大地。等到古人逐渐意识到生育的能力源于男女交合后才产生时，男女狂欢的节日也慢慢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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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巳节为例，人们在这天踏青游宴，并跳进溱洧两河沐浴享乐，《诗经·郑风·溱洧》中就描写过这天的欢乐景象，在一片少男少女的欢声笑语中，看对眼儿的青年互赠香草表达爱慕，私定约期。

唐朝是上巳节发展的鼎盛时期，皇室在这天赐宴于曲江，全城男女携酒而出，汇聚曲江，以至于平日“想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逢。”唐代的曲水流觞也正是由曲水浮卵、曲水浮枣等有着生殖意味的词汇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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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上巳节虽然已不受重视，但曲江依旧是西安人闲暇时的好去处，每晚都有年轻的男女牵手散步，岸边的饭店也常常是客聚如潮。

歌舞、节日、庆典，在脱离了巫术信仰后，逐渐成为古代男女的相亲大会，各种庙会、少数民族节日都为男女物色心仪对象提供了机会，在熙熙攘攘的庙会和对山歌的游戏中，旁边平时寂静的小树林也一同热闹了起来。

男女相会作为节日狂欢的一大主题就这样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即使我们不再以祈求生育和壮大氏族为目的来寻找异性伴侣，但两性间的相互吸引依旧是每次狂欢的主要动力，虽然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的狂欢方式，但大家的目的都是差不多的。

在夜晚的王府井门口，一片不大的沿街空地被分为不同的片区。每个片区都播放着不同风格的音乐，从新疆舞到交谊舞，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融合了体操和伦巴的健身舞，大叔大妈们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爷叔们白天不穿的皮鞋被上了油，挂在衣柜深处的Polo衫也只在夜晚出场，而最讲究的人西裤的边线也被熨烫的最笔直。大姐和阿姨们一定要用最亮眼的舞裙相配，那些白天不好意思穿出去的银色高跟鞋，此时都觉得还差点意思。

当王府井的歌舞声渐弱时，青年们才陆续走进西安各大夜店的大门，从范特西到playhouse，从papaya到迈阿密，人们郑重其事的穿过安检门，保安检查背包时严肃的神情仿佛就要翻出三斤炸药。

女士们脱掉外套，露出符合场所气氛的吊带裙，男士们也用那些在朋友圈买的高仿巴宝莉和克罗心将自己武装一番，毕竟谁都知道那些黄色格子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钱。

即便是再假的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变得无从考究，这包括男人们的假表和女人们脸上堆砌的粉底，因此男女看对眼儿后去吃的海底捞，才可谓是真正的照妖镜。

与前些年夜店风格不同的是，现在的夜店撤掉了座椅，人们只能站在里面。即使摇的累了困了，也只能就地坐在台阶上休息，面积很小的桌子上只够放果盘和酒水，没有骰子和其它游戏工具，在声光电的刺激下，人们只能像拉磨的驴一样被催促着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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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游戏就是向头顶上方扔餐巾纸，这一从韩国夜店学来的玩法一经引进，马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几百到一千元的餐巾纸一分钟就扔完，这和撒钱没什么两样，看着白花花的纸片从天而降，玩家叹息一声说这是为了祭奠他死去的爱情。

隔壁大哥叫来服务生取出自己存在夜店的神龙套，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取出了，旁边的人心领神会，没人建议大家一同品尝，毕竟这里的十几万不是用来喝的，而是为了吸引周围那些正在热舞的小妹妹。

西安夜店和酒吧的分界线越来越明显，从前夜店门口出酒的年轻人都不见了踪影，往年熟悉莎莎、普罗旺斯、muse模式的年轻人也转战去了mototo101，因为101不仅继承了夜店的娱乐模式，还价格亲民，关键是可以坐着玩骰子。

通过这样的过滤，夜店就只剩下那些可以整宿不睡觉、精力旺盛的小朋友了。疫情的影响又为夜店增添了更多的匿名性，青年男女带着口罩在五光十色的雾气中舞动，在这本来就令人目眩的空间中，人们的日常面目变得更加模糊。

为何人们如此痴迷于在狂欢中乱舞？

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到：“帝俊有子八人，始为歌舞。”帝俊有了八个儿子后，不禁舞蹈欢庆使氏族人丁兴旺，这说明了舞蹈最初就是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的，也说明舞蹈一开始就有其社会属性，即每个生命都需要在狂欢的舞蹈中找到各自的角色和位置，不论是原始的祭祀舞蹈，还是当代的休闲娱乐，人们都在这些仪式性的行为中产生了归属感。

而当代狂欢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的狂欢脱离了传统文化和封建宗教的压迫，狂欢成为了人们自主的选择，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当代人被异化成了工作机器，生命的冲动被压制，人们对周遭的一切感到审美疲劳，而越是这样，人就越容易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放纵自己，主动寻找来自外部的感官刺激。英文中的狂喜（ecstasy），其希腊文的根源便是抽离自己，以达到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迷狂状态，然而这样的放纵却并不能使当代人完全解脱，在经过一夜的狂欢后，作为工具的人依旧要在第二天清晨起床，拖着疲惫的身体成为生产线上一个合格的零件。

狂欢使得人们抛弃日常的身份角色成为可能，并将自己投入到另一个希望进入的组织中，不论是广场舞还是夜店，人们常常结伴而去，娱乐者因为娱乐而相互牵连。

在达尔文眼里，“认同感”这个词意味着个体希望被群体接纳，在原始狩猎采集时期，被群体抛弃的个体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被接纳成为了一种道德，它是个体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和保障。

直到今天，小孩子对不合作不服从的其他小孩最大的惩罚依旧是：我们不和你玩了。因此，不论是任何的娱乐活动，高雅也好，大众也好，进入歌舞厅也好，去地球的另一端参加狂欢节也好，本质上都源于人们渴望逃避日常，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从来就没有隔绝。

如今，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庆典与仪式已经成为标本被现代人展示，在往常周末的永宁门下，穿着复古唐装的年轻演员两列排开，徐徐走入城门，在华盖和灯光的映衬下，男人们不禁意淫起自己就是那穿着龙袍即将早朝的大唐皇帝，一边走一边对众爱卿微笑致意，然而来自工厂批量生产的龙袍和唐装不免使人感到一丝空洞，演员裙摆下的球鞋也把人拉回现实，年轻人摇摇头转身走入隔壁的城墙门洞中，和几十号男男女女围做一团，随着现场歌手的表演而晃动身体，他们一边挥舞着肩上的旗帜一边唱到：“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由于疫情的管控，如今这些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 图源微博@白鹿视频

广场舞的阿姨们回到了小区散步，夜店的青年也转移到巷子里的烧烤摊，在这个无法再聚集的时期，人们娱乐的方式是否会有转变，当代人如何再在群体中满足自己的归属感？

幸好我们还有电视和智能手机，在看不见的网线下，我们又被笼络在一起，我们把这无处安放的认同感统统投射到屏幕中，别去猜测他们到底是不是无聊，毕竟就像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寻欢者没有心肝”。

作者 | 杨力菲 |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