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许倬云，曾两次将陕西考古推向世界

2020年，许倬云老师九十高寿。头一年，张维迎、王军和我还商量去匹兹堡为老师贺寿。人算不如天算，新冠疫情让匹兹堡之行成为泡影。感谢许知远，他做的《十三邀》中有许老师一集，让我看到了老师、师母，第五大道上的许宅，看到了匹兹堡大学哥特风格的学习大教堂（Cathedral of Learning）和绿色茵茵的草坪，也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和许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01

1987年9月，我开始在匹兹堡大学艺术历史系读书，专业是艺术考古。在国内，我本科学中文，读过一个美术理论硕士，考古人类学和古代史方面知识十分有限。指导老师林嘉琳(KatherynM. Linduff)要我补些课程，包括许老师的《中国古代史》，从新石器考古讲到周秦。

那时，我不了解许老师。台湾同学告诉我，老师出身民国世家，做过台大历史系主任，是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课间休息，台湾同学问候老师，我也过去致意。许老师点点头说：“北京来的？听林老师说过。”退回座位，我吃不准自己做得是否得体。那还是台湾尚未解禁的时代。

初到匹大，要补英文写作课，每周一篇作文，还要突击德文，准备读博士要求的二外考试，加上不了解学校制度，不熟悉美国教学方式，日子过得跌跌撞撞。忙乱中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许老师的课要求交一篇论文。

■ 匹兹堡大学

那时自己有电脑的人不多，多数学生会去学校电脑室做作业。交论文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存储软盘丢了，里面存着已写了大半论文！晚饭也顾不得吃，我奔回电脑室，问管理员，查看用过的电脑，终是没有找到那个倒霉的软盘。坐在电脑前，我苦熬一夜，次日上午才弄完论文，赶到教室还是迟到了一个小时。当时只觉得狼狈不堪，信心丧尽。一周后，许老师在讲台上点名，学生们鱼贯而行，过去取判过的论文。轮到我上去，许老师换用中文说：“论文不错，下课有时间来我办公室聊聊吧。”

记不清那次聊了些什么，老师大概是问问我在大陆的经历，在学业上的打算。但从那以后，几乎每次下课，我都和徐行慢走的老师一起，缓缓穿过教学楼悠长的走廊，去他的办公室。最初我挺拘谨，言谈举止努力符合“执弟子之礼”的规矩，时间久了，才放松下来。

■ 许倬云老师

许老师的话题非常广泛，历史问题、做学问的方法、国际和中国的时政、做人的道理、华人在美的生活等等。其中的一些还记得，许多已经忘了。说到中国古史，他多次讲，我们今天动辄说中国几千年如何，其实地理上，观念上，制度上，都有不断的变动，中国是逐渐形成的。大概是1988年，复旦大学史学家杨宽教授来匹兹堡访问，许老师称杨先生为“前辈学者”，嘱我陪他在校园转转。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对古史研究很有心得，要我请教他对古史层累造成说的看法，请教应该怎样看待顾劼刚的理论，理解考古发现和古史文献的关系。

无论课上还是课下，无论谈历史或时政，许老师喜欢比较，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制度如何一步步走来，提醒学生不要黑白分明、简单肤浅地断言好与坏，对与错。刚到匹兹堡，我发现信仰宗教的美国人很多。在街上时不时遇到面带微笑的传教者，递给你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邀你参加教会活动。从小知道伽利略、布鲁诺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大多相信科学和宗教势不两立。原以为美国科学昌明，没想到宗教影响竟如此广泛。我就此请教过老师，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对基督教和科学思维的分析。宗教叙事讲了许多神乎其神的事，需要放弃常识，不问证据才能相信。科学研究强调批判性，相信一个东西必须要有严格检验过的经验证据。两者甚是对立。许老师说，基督教、犹太教，加上伊斯兰教，都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上帝，极度排他。在实证科学家那里，科学真理也是独一和排他的，至少在给定的条件下如此。西方的宗教和同样产生在西方的科学，都不愿意接受不确定性。这和我们相信阴阳流转，擅于变通的思维方式差别不小。孰优孰劣，需要根据历史情境来判断。

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中文藏书。得闲时我会去翻看，了解一些以前不知的近现代史故事。我从小被告知，美帝国主义无时不想祸害中国。虽然美国人在中国建了不少医院、学校、育婴堂，但目的是为在精神上奴役我们。了解到更多史实后，我相信这些机构使中国人受益，也为中国社会注入了现代文明因子。不过，这些事怎么样和美国的霸道，总想主宰他人命运的行为结合起来理解？

1990年，伊拉克攻占科威特，美国跑去中东，把萨达姆打回原形。我读到一篇时评，从经济得失和政治后果分析美伊之战，认为美国在利益上得不偿失。我请教许老师该怎样理解美国人的动机：是唯利是图，自私霸道，还是如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主持正义，捍卫自由？老师说，国家的行为一定是围绕国家利益转的，但解释美国人的一些行为，还要懂得“传教士心态”。想想那些传教士，做了不少好事，有时还为此付出很多，但也常有逼你服从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上帝服务，相信别人只有追随了他们的上帝，才会平安喜乐，走上了通往天堂之路。善行也罢，霸蛮也罢，在传教士心态里，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许多冲突。

02

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许老师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但我觉得，他一直关注中国，在乎中国人。许老师认识不少匹大的大陆同学，关心他们的学业，也关心他们的发展。王小波是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例子。

见到李银河，因为在北京有几个共同的熟人，我们很快找到了话题，聊她在北京《走向未来》编辑部的那些事儿，聊她的中学同学，也聊到她和王小波为什么不打算要孩子。这类场合，王小波不怎么说话，显得内敛，也许是清高。不过，我也见到过他豪放的样子。有一天半夜，从学校电脑室回家，路上遇到王小波，穿一身不整的工服，头发乱乱的。我问这么晚了怎么还在乱逛，他答曰刚打工回来。当知道他干活的中餐馆在罪案频发地区，我问他难道不怕被打劫。小波一笑：“我怕谁呀？看到我这样子，路上的人见了就躲，以为我是劫道的。”

■ 李银河和王小波

许老师多次和我提到王小波夫妇，他们交流不少。老师说小波有想法，志向是当作家，计划毕业了就回国。1993年我在伯明翰博物馆工作，请假一学期回校参加博士考试。许老师告诉我，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获得台湾《联合报系》的文学奖，小说写得相当有趣。说着，老师拿出一本送我。我当时没太在意，心想老师说好，多半是出于对自己学生的偏爱。返回伯明翰前，我把还没有读过的小说，给了嗜好藏书的同门胡晓辉。多年后，读《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才知道自己曾和一个天才擦肩而过，也因此知道许老师辩识人才的眼光。传闻老师是《黄金时代》获奖的举荐人之一，但我一直没机会确认。

八十到九十年代初，访美的大陆学者不多，文史学者更很少。来访匹兹堡大学的文史学者，大多受到许老师的尽心接待。四川大学的童恩正教授是很活跃的考古学家。他业余写科幻小说，还得到过全国大奖。童先生英文好，境外学界联系多，来过美国多次，也曾到过匹兹堡。八十年代末童先生忽然来美，原先打算接待的美国学校临时变卦，童先生一时没了着落。知了此事，许老师先是和林老师一起为他安排来匹大短期访问，接着又联系香港，自己去香港客座一年，然后用自己的薪水，请童先生代教在匹大的课程，安顿了童先生的生计。那个年代在美的大陆留学生都知道，做到这些很是不易。

1995到1996年，许老师请张忠培先生来匹大访学一年。张先生是苏禀琦先生在北大的门生，为吉林大学建立了考古系，又做过故宫的院长，个性鲜明，说起话来很有气场。从待遇到学术交流，许老师为张先生做了妥帖的安排。他们还制定题目，每周见面，交换意见。1996年初，我从费城博物馆返校答辩论文，许老师要我陪张先生夫妇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参观华盛顿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我因此有了请教张先生的机会。

从华盛顿开车回匹兹堡，张先生一路上不断称赞许老师视野阔达，知识丰富，说我有这样的老师十分幸运，还不耻下问地和我讨论，中国考古学该从美国同行那里学些什么。只顾说话，我迷了路，把车开进一个破败不堪的黑人区。兴头上的张先生要求停车下去看看。我赶紧告诉他，华盛顿全美犯罪率最高，当地人大白天都会想法儿避开这样的贫民区。多亏张夫人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厉声打消了张先生的念头。我们原路退回到国会山一带，仔细查看地图后，终是找到了开回匹兹堡的公路。

■ 匹兹堡大学

一年后，我意外收到张先生发自北京的信。信中关心我的论文是否通过，说香港有份考古工作，要他推荐人选，问我是否有意。当时我已有了工作去向，但前辈的殷殷关爱让我十分感动。十多年前，许老师身体尚好，常来大陆。已是高龄的张先生专程去郑州和年龄更大的许老师见面，安排老师实地考察安阳和偃师的考古遗存，实现了老师多年的愿望，让我再度感受到前辈学者间的情谊。

1990年，陕西考古学家在汉阳陵发现大量彩绘俑人。许老师电话告诉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允许去现场报道。他们到了汉阳陵，却被管理人员带入一间屋子，只许拍屋里摆着的四、五个俑人。《国家地理杂志》在美国，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鼎鼎大名。他们想报道哪里的考古发现，对方会当作难得的宣传机会，乐不可支。他们从陕西铩羽而归后找了许老师，打问该怎么办。老师知道我在陕西博物馆做过临时讲解员，希望我帮助沟通。

我有几个年少时好友碰巧在陕西考古界。张庭皓是省文物局领导，吴永琪当时任秦兵马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我马上和他们商量。记不得是庭皓，还是永琪提起，1974年发现秦兵马俑，《国家地理杂志》很早就发了深度报道。据说，他们首次提出“世界第八奇迹”的说法，为建立兵马俑在世界考古中的地位做了贡献。有这样强悍的理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我向许老师报告进展，老师通知了《国家地理杂志》运行室主任，马扎滕塔（意大利姓氏，拼写我忘记了）。老马和陕西方面迅速进入了细节安排。不久后，报道团队再赴汉阳陵。

报道草稿完成后，老马把文中数十个事实的细节列出，记得有草籽的名称，现场植物、土壤特点，不同气候的影响、器物的详细尺寸，等等。他要我先译成中文，传真去陕西，经过考古学家逐个核实后，再回译成英文。老马还邀了许老师和其他艺术考古专家（记得是巫鸿教授），请他们评论汉阳陵发现的意义。几经折腾，一篇图文并茂的深度报道终于问世。我感觉和实际看到的文物相比，文中的照片要漂亮许多。

至此，许老师运作的这场中国文化宣传节目还没有完全落幕。1991年，纽约大学邀请张庭皓夫妇赴美介绍陕西考古，特别是法门寺发现的佛指骨舍利。老马得知此事，代表《国家地理杂志》邀请庭皓去华盛顿杂志总部讲演，请我陪同兼翻译。许老师和林老师也在匹兹堡大学安排了专题讲座，由许老师现场点评，解释陕西考古的意义。那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精彩的文物照片，加上彼时气宇轩昂的庭皓夫妇，庭皓所到之处必是给人留下中国考古的美好印象。前不久见面，庭皓和我还忆起二十年前的讲座，忆起在华盛顿夜晚一条空旷的大街上，我们高唱秦腔的欢乐。

03

开始读博士之后，许老师是我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在学业上，也在生活中，老师和我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老师住一栋两层的独立屋。记得一楼客厅里，几张皮质沙发是象牙白色的。墙上挂着装裱成条幅的一组碑石拓片，是传为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出师表》。

每逢春节，师母会邀请一群大陆和台湾的同学聚餐，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吃饺子。大家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像是回到了中国一样。此时，许老师很少谈古论今，师母才是这种场合的导演。师母说个看法，老师会引经据典，证明师母持之有据。

老师、师母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师母和几个女生热烈地讨论养生养颜问题。师母说，玉米是个好东西，养颜作用明显。在屋子的另一边，老师正和男生们讲什么事儿。听到师母的见解，他有一搭没一搭地插了一句：“玉米最初是从美洲弄来的，可好像印第安人脸上皱纹很多呀！”师母听罢一愣，停顿了一下，转过头对女生们说：“别理他，男生根本不懂这些！”大家都笑了，许老师做出一脸无辜的表情。

除了特别必要的场合，许老师不愿戴领带。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调侃，说领带是个很糟糕的发明。我一直觉得西装领带挺精神，直到有过一次尴尬的经历，我开始部分接受老师的看法。

来美国的时候，我曾想过买身西装。在香港工作的小婶劝我说：“这里的西装跟北朝鲜的差不多，出去了你才知道它有多怪异。到美国,攒够钱再买吧。”听从了小婶，到了美国，很长时间里我都没有西装和领带，也没觉得不方便。有一次，许老师在教员俱乐部设晚宴款待一位来访学者，要我作陪。我穿着T恤衫就去赴宴，在餐厅门口被门童挡下，说没有戴领带者谢绝入内。许老师笑了：“信了我吧，领带很讨厌。可不戴，你就是进不去。”

师母载着我，匆匆赶到我的住处。我从室友，协和医院来的何方大夫处借了西装领带。何大夫个儿不高，一米八多的我穿上他逼仄的西装，再配上色彩耀目的领带，简直像是个行走的笑话。我想起《三毛流浪记》：三毛光着膀子想进一所大厦，在门口遭截。一转身，他捡到一个煤球，涂黑了上身，权作上装，然后昂首走进大厦，留下一脸懵懂的门卫。

这些琐细的往事已显得遥远，但每每想起，却还能感到它们的温度。

身体不便，老师和师母已不能再来大陆。出乎我的意料，去年到今年疫情肆虐，许老师还能连续在网上举办讲座，内容涉及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危机，中国需要做出文化选择，日渐严峻的教育问题。很难想象，一位九十高龄老人仍然思路明晰，现实关注强烈，表达清楚，且不失幽默。

在近年的著作和讲座中，许老师常显得忧虑。一次视频通话中，他告诉我：“你在美国的那十几年，美国有信心，慷慨待人，是少有的好时候。现在的美国问题太多了。”老师担忧美国被各种力量撕扯，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更担忧在各种文化和制度力量的纠缠中，中国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从对美国数十年的观察和体验中，许老师相信西方主流文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亦如以前的著述中所表达的那样，老师希冀能从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借取智慧，用“和而不同”重构社会中个体与群体，世界上“他们”和“我们”之间关系。

视频镜头中，老师显老了，每次移动都赖于轮椅。老师在信中说自己：“天天肌肉疼痛，藉药物止痛。人生至此，无可奈何。”我和妻子去信，请老师万万以健康为重，不必过虑世事。老师回复说：“为了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因此来者不拒，有人愿意听，我就尽力交流。毕竟，我们都是知识链的一个环接，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葛岩，希望你也记得如此做。”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21年8月8日，上海

作者 | 葛岩 |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