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引言


提起世界名表,大家可能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瑞士”两个字。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制造的各款式手表享誉五洲四海。


机械手表最关键的品质当然是走时的精度,取决其精度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由各级齿轮组成的传动系统,要加工出高精度的齿轮,则要有比被加工齿轮本身更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包括工装、夹具、刃具及量具等一整套的机械设备。因此,瑞士生产的精密齿轮加工设备其精度和品质也堪称世界一流。


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西安的一套从瑞士引进的精密齿轮加工设备的真实故事。


设备引进之始末


六十年代初,西安仪表厂是当时国内最大,最先进的综合性自动化仪表生产厂。也是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后续项目中由民主德国援建的中国第一个大型仪表工厂,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建成后于1960年正式投产。



由于彼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进步迟缓,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之后,随着中央提出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经济形势迅速复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 图源:公众号「西仪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尽快向工业自动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除了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之外,国务院专门组建了国家仪器仪表总局,以优先发展自动化仪器仪表产品的品种、规模和制造水平,因为仪器仪表是自动化生产线上的“眼睛”。根据基层单位的申请和现实情况的需要,国家批准适度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相关设备。


随后,以西安仪表厂为核心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成立调研考察小组开展引进设备的前期准备工作,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引进设备工作被列为“机密”级别工程项目,以确保安全和不受干扰。


经过搜集情报资料,筛选、比较、调研、考察等大量前期工作,最终选定引进瑞士“米克朗”(Mikron)公司生产的整套精密齿轮加工设备,包括滚齿、插齿、剃齿以及这些机床配套的夹具、工装、刃具、检具等约三十余台件。


同样出于安全需要,以及其它一些因素,没有采取直接的贸易方式,而是通过转口贸易,以香港的“南洋商行”作为中间环节,因此我们是从香港南洋商行购入这套瑞士设备的。当时一共购入了两套,每套价值700余万瑞士法郎,一套分配至三机部的航空仪表制造企业,一套分配至西安仪表厂。


初衷被变更及一个新工厂的诞生


瑞士的整套精密机械设备历经漂洋过海,经由香港更换商业标签,转由陆路运至西安,终于在1969年年中安全抵达西安仪表厂。


正当进行开箱验收之际,突然接收到上级下达的一项指令,要求将这套设备暂且封存,等候处置。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贯彻“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西安所有工厂企业都在不分昼夜轮班挖掘防空洞,突然间传来了中央军委的“一号战备令”,一时间形势变得徒然紧张起来。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 原西仪生产车间 | 图源公众号「仪表圈」


按照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的所有物质和重要的、高价值的设备设施均需妥善安置,确保安全。这套进口设备放在西安仪表厂显然目标太大,容易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


因此,省市有关部门立即研究,最终出台了一个在当时认为较为稳妥且是唯一方便可行的方案:原来,西安市在沣峪口设有一处秘密档案馆,文革初期因被泄密已废弃不用了,这里的位置在秦岭脚下,沣河北岸,靠山隐蔽,且有现成的独立空间和八栋平房,正是安置这套设备绝佳的理想之地。


此外,为避免设备闲置造成的损失,方案中建议在原档案馆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再投入少量资金和配套的设备设施,索性以这套设备为基础,再建一个新厂。此方案如若可行,则交由西安市仪表工业局负责实施。


文革前,西安市在仪器仪表工业领域几乎是空白,仅有一个公私合营性质的“天祥仪表厂”,生产水准仪、格网尺及三脚架等测绘仪器。国家仪器仪表总局成立后,西安市也成立了与之对应的仪器仪表工业局,将原天祥仪器厂扩建为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新建压力表厂、仪表专用设备厂(后改为仪表机床厂)、仪表模具厂、电磁阀厂等。由于都是刚建立不久,基础还比较薄弱,突然有如此珍贵的一批设备从天而降,自是惊喜交加,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然而这套方案却遭到西安仪表厂方面的拒绝,应该说这是意料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西安仪表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果实。


西安仪表厂在生产、技术等业务方面直属国家仪器仪表总局领导,而党政关系,行政事务方面则受陕西地方领导,即所谓“条块结合”的双重领导。


西安仪表厂遂以“此套设备引进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我国自动化仪表制造技术水平,而只有西安仪表厂是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担此重任的工厂”为理由向国家仪表总局汇报并获得认可。如此,双方一时间难以达成一致,最终解决的方案是:在这套设备的不同品种、型号中,各选一台留在西安仪表厂,其余部分交由西安市仪表工业局负责安置。


此后,西安仪表工业局立即全力以赴,由副局长云峰同志亲自挂帅指挥,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新厂,新建成的工厂被命名为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以下简称精零厂)。


新工厂的生存环境


新厂的基建完成,设备安装就绪,人员招聘到位后不久,时任西安仪表机床厂革委会副主任的本人于1972年接受组织安排,被调入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职务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当时所有工厂的领导班子均称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三大班子。生产组负责工厂的生产、调度、技术、检验、供应、销售及设备管理、基建管理等职责。


新厂是在原档案馆的地址上扩建起来的,地址在秦岭脚下,沣河北岸。


厂区南围墙外就是河滩,北边和西边是稻田,东边则是湙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宅院,再往东约300米左右就是西沣公路,路边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醒目的“31”两个数字,显示此地与西安的距离是31公里。


公路两旁,东边是孤零零的交通检查站,西边是当地唯一的一间商铺——长安县郭杜镇——湙村公社的供销合作社,只售毛巾肥皂类日用百货,工厂职工买菜需骑自行车到十公里之外的五星公社所在地的集市上去买,若购粮和购煤,则必需回到西安市内持购粮本和购物本在指定的粮店、煤店按月购买,厂里每星期发一趟专为职工购粮煤的卡车,这一天可以算做“视同因公出差”。


按照原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69)军基字第865号文件的精神,西安仪表厂不仅应将这套瑞士精密加工设备全数移交外,还应将该厂原有的“精密零件车间”的全部设备和技术人员、操作工人全数移交给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可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该文件始终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特别是技术人员和工人没有调动。


由于地处偏僻,生活不便,较难招聘到所需技术人才,何况工厂也没有自行招聘人员的自主权,所有的干部和工人均由仪表局的人事和劳资部门安排。


当时,全厂职工约八十余人。政工后勤部门包括党办、门房、食堂、卫生所、托儿所、司机等约二十人,生产组这边行政干部五人,技术干部四人,工人队伍中具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只有二人,年青技工十多名,其余则是当年的转业军人和按政策允许不用下乡的初中毕业生。还有五、六名附近的413部队随军家属被照顾入厂参加工作。


由此可见,工厂的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只能一方面在厂内展开师傅带徒弟式的强化培训,另一方面分期分批送出去到各对口兄弟厂实习锻炼。特别是选送十名基础较好的青年到西安仪表厂培养成能够操作精密机床的技工,做为工厂的技术骨干。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 原西仪实验车间 | 图源公众号「仪表圈」


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厂里的加工设备和设施。除引进的齿轮加工设备外(该套设备被安装在专门修建的恒温,恒湿的特殊厂房中),还有新购置的车床、铣床、磨床、刨床、立钻等十多台通用机械加工设备,此外还有两台大轿车,两台解放牌大卡车和一台半新的嘎斯69吉普车。


可惜的是,这些好设备一时间却难以展现其“英雄用武之地”。因为,一个突然之间凭空冒出来的新厂,哪有什么现成的产品让你去生产?就算有,你能拿得下来吗?


再说,当时工厂也没有选择产品或自行开发新产品的自主权。一切遵循上级安排。这就是计划经济,仪表局每个月末之前下达各工厂下一月需完成的产品的品种、数量、产值等各项经济指标。


国家工业管理部门每年定期召开一两次产、需、供等各方代表的见面会,在现场供需各方直接签定经济合同(按上级分配的各指标及厂家)。几百人的大会,挤在有限的几个饭店、宾馆内,要找到分配给自己的签约对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背地里将这种会议称之为每年一两次的“骡马大会”。


新建的精零厂,近百号人做什么呢?孩子既已出生,总得有口饭吃吧,鉴于当时的状况,仪表局可行的也是唯一能做到的办法就是说服所属的压力表厂和仪表机床厂将他们的产品或零部件挑结构简单、容易生产的割让一部分给精零厂。于是,我们派人经过短期对口培训之后,开始生产“压力表机芯”和“三通电磁阀”两种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对我们的设备来说并不十分适应,但也不失为解决当时吃饭问题的权宜之计。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 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生产的“电磁三通阀”产品。


说实话,上述的一切都是属于日常的工作范畴,而真正令我头痛、甚至有些寝食难安的还是这套引进的设备,若长期在这里“睡大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即使无人追责,我自己内心也深感不安,想起同行的朋友们时不时会挖苦我说“你捧着金饭碗要饭”。


曾经展现出的美好前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那是我一个很“铁”的老乡加朋友,他当时在机械工业部西安设计研究院任职,第二天要去北京,前来与我告别,也想顺便参观一下我们厂那套瑞士设备,内行人一看便知这套设备的潜在价值。


他告诉我,当下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够充分发挥这套设备的作用,就看我们能不能抓得住,原来他这次不仅是出差,而是“借调”到北京部里参与“照像机、电影机大会战”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工作,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若干条件合适的工厂组成“提升国产照像机、电影机制造水平”的骨干企业。国家会有一笔可观的资金投入。


我明白他知道照像机的心脏——“快门”中齿轮的精度比手表还要高,我们厂参与这场“大会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自是惊喜交加,马不停蹄赶往北京。


我是以汇报这套瑞土设备的现状为由申请进入国家仪器仪表总局的,没想到的是竟然受到一位总局副局长的亲自接见,我如实地汇报了这套设备目前在我厂无法发挥作用的现实状况,同时也表达了希望参与“照像机会战的愿望”。


汇报完,副局长沉默了许久,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最后只简短地说了一句话,然后就告辞了。她说的是:“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把设备要保护好。”我反复推敲,感觉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一个多月之后,西安市仪表工业局收到了关于“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照像机快门》技术改造项目的正式批文,并附有该项目的详细、具体的设计方案,一期投资500万元,新建一座总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分三层的生产车间,新添置26台设备(附有设备清单)。


我们立即召开了全厂的动员大会,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布署:选派精干队伍前往对口的天津照相机厂培训学习;组织厂房设计施工;考察订购设备设施及辅助材料、工具、检测仪器等工作。


万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经仪表工业局领导研究,决定要借此东风大干一场,不只是要发展精零厂,还要带动其它二个厂共同发展,具体计划是安排光学测量仪器厂发展生产照相机镜头,压力表厂生产机壳、附件及承担整机组装,并改厂名为“西安照相机厂”,要加入全国的大会战之中。


然而国家的规划设计已成定局,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仪表局决定自己干,沒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这下可就苦了精零厂,把原本投给精零厂的500万资金一分为三,划拨一部分给了其它兄弟厂。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的基建任务完成了,三层的“快门楼”立起来了,五个“快门”样机也试制成功了,而配套的设备只购回6台自动车床用来生产轴类零件,制造工装、模具及异形零件所需的设备因缺乏资金暂时无力购置,整个技改项目被迫推迟。


时事变化,“四人帮”被打倒了,“照相机电影机大会战”项目也悄然落幕。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让其“下马”也确实在情理之中。本来经济就不发达,又经过十年文革,正值百业待兴之际,将有限的资金投向文娱行业,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新的领导班子“拨乱反正”,令经济发展逐步走上正轨,这才是正确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至此,展现在精零厂上空的“美好前景”就如同肥皂泡一样彻底幻灭了。平心而论,如果当初已经下达的500万元资金能按原规划设计方案全数调拨至精零厂,按时完成技改计划。形成快门产品的生产能力,可以给当时现成的照相厂配套供应,精零厂也就“长大成人”了,不至于成了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子,落得最终被大厂“收留”的悲惨命运。


讲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认为当年的决策有失误,酿成了本可避免发生的不良后果,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反思某一事件时,不应只是单纯地就事论事,而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综合分析考虑。


尾声


照像机快门技改项目被叫停之后,经市场调研和反复研究,我们选择了电度表中的“计度器”做为主导产品。


半个世纪前,一套价值700万瑞士法郎的进口设备被秘密运到秦岭

■ 西安仪表精密零件厂生产的“计度器产品”


当时,国内外都意识到了“能源危机”,为节约能源,国家倡导电表、水表“入户”,实现分户计量收费,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家用电度表、水表的需求必将大增,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开发生产,抢占市场。


于是,厂里立即掀起了研制开发计度器的高潮。该产品结构简单,关键部件除支架外就是齿轮,正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因此很快就研制成功,投入了生产。


计度器中的齿轮精度不高,用精密机床加工显然“大材小用”,如同用可以加工汽车轮壳的设备去加工马车的轮壳。但是,鉴于当时的诸多因素,我们别无选择,总不能永远放着现成的设备不用,再花钱去买新设备。我们生产的计度器,以其高质量著称,自然赢得市场的青睐,一时间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大好局面。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南方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有如雨后春笋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冒出来,其间不乏有生产计度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计度器,用的是塑料齿轮,塑料齿轮是直接用注塑机压注出来的。只要压注模的精度过关,注出来的齿轮就不必再加工而直接使用。


它的生成效率和加工成本,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因为我们是黄铜材料,而且是用机械加工的工艺一个齿一个齿地加工出來的,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管理费用、设备折旧费等等,我们的生产成本比他们高出许多,在市场竞争中,我们败下阵来是必然的结果。


大约是1981年前后,我亲自参加了一次部里在青岛召开的当年秋季“骡马大会”,手持上级安排好的“计划单”,找到对应厂家——甘肃的一个电度表厂的与会代表,欲签销售合同,他不紧不慢地说他已与别的厂签过了,我说上边安排的是我们两家签啊。他说他知道,文件他也有,但是“你们的计度器二块五一只,人家是一块七毛六,我还会和你签吗?”


我是1982年秋天调离精零厂的,听说厂里不久就陷入半停产状态,再后来听说商洛一个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工厂欲回迁到西安,看上了沣峪口这块“宝地”,要和精零厂“合并”,然而毕竟“隔行如隔山”,终究没有谈成。又过了一段时间,根据西安市冶金机电工业局正式决定,西安仪表精密零件连人带设备“一锅端”,并入了西安红旗手表厂。


至此,精零厂消失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一年,精零厂建厂还不到16年。



作者 | 杨景行 | 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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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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