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底探索」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我战后归乡数年之后，我的妻子显出她心疾恶化的第一个征候。这是因为阿图的出生以及没有雇佣的操劳家务而加剧的。心室内壁的慢性发炎常常发生于本来就因风湿热而有损伤的心脏。不规则的发热，明显地表示病菌的繁殖。有好几个月，我的妻子在疗养院和死神搏斗。医生们对她能否渡过难关，已觉希望渺茫。为了发现并抵抗那些未知的病菌，以加强这个衰弱的身体抵抗它们的致命力量的能力，所有的方法都尽用了。几颗牙齿拔掉了，扁桃腺也割除了，因为医生猜疑扁桃腺是病菌感染的部位。但是看起来无法阻止，而且慢慢进行下去。

我仍记得我们请来的Chvosteck教授（他可能是维也纳最优秀的内科专家)如何开始他的检查。他要看爱拉的喉咙，护士就递给他一只手电筒。但他傲慢地把它挥开，用一种断然的维也纳方言说给：“我一只细蜡烛。”(当时，我不仅记起，我曾听过关于这个古怪而伟大的医生的许多趣闻，而且也记得一些使我充满不祥的预感的事。)经过详细的检查之后，这位著名的医生对爱拉说：“夫人，我要告诉你，你的病会好的，但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其后你将会有一个失去代偿作用的衰弱心脏。我告诉你的是真话。为什么你以后会说ckvosteck是一个蠢货呢？”这段毫无遮拦的坦白话，比其他医生温和的安慰语对我的妻子都更有帮助。

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已经准备放弃了，也就是说她想寻死了。但是她疲惫的眼睛看着我在房中踱来踱去，她的心突然充满了怜惜，因为我看起来是那么可怜，那么绝望。她决定振起她所有的精力和病魔搏斗，活下去。我知道，这种信念对许多医生来说将显得不合理，但我曾经看过许多严重的传染病的病人，其中一种强烈的精力在与那大敌的搏斗中显示了它的胜利。

但是，去过病房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而只想到我们的小儿子，他是那么挚爱他的母亲。假如她死了，他会怎样呢？要是我信仰上帝的话，我必须祈求祂让她活下去，至少活到阿图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为止。她确实活了下去，还亲眼看他离开父母，结婚成家。几个月之后，热慢慢减退，爱拉可以离开疗养院了，但是当然还得在家里继续治疗。

我常说过：一种神经症在分析之后，并不马上消散而飘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是疤痕，就像手术过后一样；而且在日后，当严重的内在冲突发生以及恶劣的环境威胁了一个人的安全的时候，这些疤痕就又发作起来。当我的妻子病得这么厉害的时候，我就又感到那些疤痕了；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古老的伤痕变得特别敏感。在爱拉生病的期间，一个新的困迫性思想又出现了，我必须和它搏斗。我再度被那种对于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期所困扰。但是现在，我当然有好的理由来恐惧了，医生告诉我，爱拉的病已是多么的危险。

那些似乎是以某些神奇的关联预示灾祸将要来临的思想，愈来愈常出现。说真的，还有某些奇怪的意外的境遇，更助成那些古老的，为意识所否认的迷信观念。这是其中的一二桩；就在我和我的妻子同赴马勒的《大地之歌》的演奏会的隔天，爱拉感到她的一次热病的发作。那个晚上，当我们离开音乐厅的时候，正刮着强风，下着大雨；我的妻子抱怨说，她觉得颤抖。隔天，当她变得极为不适的时候，起先我们想，也许是伤风了。但是我们立刻清楚地发现，她的病势是多么的严重。当马勒写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病了，而且预知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很惊骇地想到：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这些大作曲家都没有写出一首第十交响曲。他们每一位都在写了第九首以后就去世了。迷信的马勒，可以说是试图和命运开了一玩笑，把他的第九次响曲称为《大地之歌》。然而，他也在完成第十交响曲之前去世了。

我把这场演奏会当作一个恶兆。当我的妻子被送到十年前马勒在其中的一家诊所，同一个病房：Loew疗养院的时候，我的迷信——认为其中一定有某种神秘的连结——又产生了。当爱拉的医生接着提议，应该请Chvosteck教授的时候，我记起了当一九一〇年马勒从纽约回来的时候，阿尔玛·玛莉亚——马勒的妻子——也是请的这一位医生到巴黎。Chvosteck曾经告诉我马勒夫人说，她的丈夫was lost，然而，好像这些巧合还不足够似的；最初，爱拉的病经诊断为由未详的细菌引起的中毒；但后来，该特殊的病原经确定为草绿色链球菌；这也就是使马勒的心脏变为衰竭的同一种病原。总共有四件偶然的事；赴马勒最后一首交响乐的音乐会；同一家医院和病房；同一位主治医生；还有同样的病——好吧，这些都是意外的事，都是巧合。其中有些可以很简单地用局部的与暂时性的环境加以说明，也有某些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一种方式的说明。但要我摈除关于其中有神秘关联的这个信念却是很困难的。那些巧合的事在潜意识中，被解释为预示我妻子的命运将与马勒相同的恶兆。当情势最恶劣的时候，我把这些萦绕在我脑际的困迫性的思想，看得很认真。有时候，我把它们只当做我的幻想和游戏的狂想——正符合大多数困迫性观念的性质。我对于困迫性的思想有着很精锐的洞察力；是的，我甚至对它有过特别的研究，而在那个时候以前，我大部份的书都是探究它的。但当命运之神敲着我自己的门的时候，这一切似乎不能给我什么大的助益了。渐渐地，我克服了那些神秘的思想的力量。可是以后，另一种更严重的神经病的现象发生了，给了我许多困扰。我将即刻报导给读者。

就像奇迹发生一样，炎症的进行像是停止了下来(至少在它的急性症状如此)。在以后的岁月，该基本的心脏病，缓慢在进行着，后来，细菌的繁殖终于侵及肾脏。由于一次非常疼痛的发作终于必须动手术除去一个肾结石，几年后摘去一侧的肾脏——我的妻子又再度住进Loew疗养院好几个月。当我们出院回到家里，我们决定去请教几个不同的医生。手术之后，三位各科的专家在我们的公寓开了一个商讨会。我也被邀请参加，其中最年青的一位医生说道：“她已经命在旦夕(she is doomed)。唯一能做的事，是在每一方面尽量不去骚扰她，以延续她的生命。”

很早以前我就决定要把我所有的一切精力投入这个工作中，并放弃了所有的享乐和分心，埋葬了我在科学方面的野心。我返归到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我已迫使自己重拾劳苦的工作。我的“travaux forces”这一次已不是研究歌德的那种强迫性的冲动。而是关于我的分析工作的。我一天为病人工作十一或十二小时为了赚取足够的钱来付给医药费、高昂的住病费、疗养用的、治疗用的温泉的开支，以及一切可能的帮佣支出(因为爱拉已被禁止任何的劳动)，最后，并尽可能让我的妻子有更多的舒适与乐趣。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还要资助她的父母。这样继续了许多年，“she is doomed”这句话在我脑中回响着，每当我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我认为已近在眉梢的末日的残余就激策我从事新的努力，甚至更大的自我牺牲。

很奇怪的，我在这种不得已的劳苦，在这种不止不休的疲惫的工作中，发现一种痛苦的乐趣；在弃绝中，发现一种冷酷的快乐；在残忍的自我牺牲与折磨中，发现一种隐密的满足。在我认知了这种种无止境的压制一切自我的利益，这种残忍的折磨自己，实足当殉难之名而无愧，而它显然带有被虐待狂的性质。这种被虐待狂(弗洛伊德称之为道德)，由于其基本的心理上的特质，从受苦之中真正地获得满足，因为它预期有一种适宜的报酬等着它。就好像一个剥夺了自己那么多的享受，忍受那么多苦难的人，就获得了一种履行他的欲望的权利，就赚取了一种满足他的冲动的权力。无疑地，我自己的被虐待狂的态度，也带有一种为过去我对爱拉所有的潜意识的残忍与恶毒的倾向(这些倾向因现在的情境而恢复)，觅求补偿与自我惩罚性的性质。同时，我的自我可以从为他人所作的这种自我牺牲与勉强的工作，在潜意识中觉得高贵、仁慈，是的，甚至比别人更好。我愈工作、愈劳苦愈感到疲惫，其中就有更多的隐蔽的甜头，而且我对于不久的将来，将能收获我自我折磨的果实这一要求的权利，就觉得愈来愈大、愈可靠。是的，那是自我折磨，那是虐待狂的，残忍的满足，向着自己的倒转的虐待狂了！

如今，当我回顾我生命中十几年来的光景时，我必须说，那判决我屈服于不得已的工作与孤立的禁闭(因为我很寂寞)的内在的法庭，对于裁夺我在思想上所犯之罪，是非常地严苛的。其惩罚不只严厉而已，甚至是野蛮的。当我工作得像一个奴隶，像一个早时的基督教徒一样禁绝自己任何一种享受的时候，那儿几乎就是一场被虐待狂的恣纵。而且，在我心中，有一种关于善良、高贵与受苦的混乱，好像这三者是同一种东西似的。而在这场丰盛的受苦里头，包藏了多少秘密的自负，多少秘密的傲慢态度呀！我，一个凡人，何苦像耶稣基督一样地受苦难呢？为什么我必须以哀苦来求取快乐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认识，我实在并不比他人好，或者说并不比他坏许多。

但对于这一切，我当时并不了解。我最先发现它，并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分析病人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找着的。这是很奇怪的——或者应说是不足为奇的——，在我从别人身上研究道德的被虐待狂的现象整整三十年，并据此写过一本几百页的书之后，我才领悟了我自身中的被虐待狂的倾向，是多么的强烈。

慢慢地，我也必须向自己承认：一种性格的变异也发生在我妻子身上。起先它表现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这在那些久病缠身行动不便的人是一点不难了解的。但是，在以后几年里，却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转变。起初看起来，她常需求的似乎只是病的痊愈；她到维也纳附近的巴顿，之后又到了维顿根及加斯坦，去受矿泉浴。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都试过了；她从一处治病泉到另一处治病泉，去试试它们的功效。那就像她踏着父亲的脚步，到她父亲受雇为Kurortezeiting做宣传而去的相同的疗养胜地去。我知道那是徒劳的，但谁忍心向一个病势这样严重的人说这样的话？

但在她的气质中也有着一种愈来愈可认知的变化。她好像想为我们贫困的那些年及战争的那一段时候求取补偿，现在她希望生活得奢侈——而一点也不管我实际能赚多少钱。我们只得在维也纳的郊区租下了一幢大别墅，并购置新家具。不得不雇用了两个下女。当爱拉感到稍微舒服了一点的时候，还得为她、〇太太及玛莉预定歌剧首演晚上的昂贵包厢。为了使她的父母住到邻近，我必须负担他们从克洛斯特诺依堡搬到维也纳的费用，还得付一间新的公寓的房租。只要为了我们的儿子及她自己，没有一件事是显得昂贵的。好像在她晚年，她承继了她父亲的习惯和作风，好像一种早前与她父亲在潜意识里的同化作用，到现在才呈现出来似的。我从她几年前的某些话里推测，她在小的时候一度深爱她的父亲，但有一次，因为她父亲不守允诺而深深高了嗓望。从那时之后，她和她父亲之间有了隔阂。她服从他、尊敬他，但她的爱似乎被一种潜意识的同化作用所代替了，而这种同化作用到现在才明显起来。

从对许多病人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作为爱情代替品的潜隐摹拟作用是极为常见的，至少在儿童时期及少年时代，当人格的结构还是十分可塑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失去了爱情对象的女人身上找到它们。遗弃了情人的男人，他之作为一个外在的爱情对象就不复存在了；对象的消失显然是被克服了。但是他的性格特征却被潜意识地融合了；现在这个女人看起来就像改变了。旧的爱情对象已成为她的一部分。以前曾经一度是爱情的东西已被摹拟作用所代替了，该对象被保存在人格之中，而此人格即因此种吸收而变形了。观察者会有一种印象，即这个女人的性格已经过一种变化，而他可以正确地将之和不圆满的恋爱联想在一起。他没有明了：自我的这种变形乃是克服失败的代价。该对象并不是真正地被排除，它成为那个女人的一部分；它的纪念碑在她的性格里树立了起来。对它的记忆乃在自我的核心中永存。

我不敢说是什么使得这个与她父亲的古老的同化作用变得明显。可能是爱拉的病及其引致的气质性变化影响了这个发展。说这个同化作用并不是整体，也不表现于我所憎恶的〇先生的性格特征；他的反犹太主义，他的狭心眼，他的专横及愚蠢的自以为是等等，也是真的。它都是表现在一种当贵妇人的冲动，及不顾能力的奢侈生活，并维持那些超乎我们环境所许的水平的冲动。

无法扭转地，爱拉有一种向着奢侈方面前进的趋势，那种奢侈和我的收入不相称，而使得我必须用尽我所能的最大努力来工作。随同这个特性，出现了一种渐增的不耐与暴躁，那是在我妻子的性格中从前所完全没有的。她不满意于她自己及她周围的人们，不满意于为了避暑而租来的房子，不满意于送达的食物，不满意于她的牌友以及她的侍仆。她很容易动怒，易于失去自制力，批评每一个人。我所爱的那个温柔的少女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医生们说这种冲动，及整个不耐、易躁的性格是有意义的，而常常发生在有严重肾病的患者身上。这种种易激怒的情绪和其他种种不同情绪交迭出现，因此爱拉时而就几乎缺乏情感，而对她的环境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也免不了有小争吵，但凭良心说，在那些年间我表现出一种近乎超人的忍耐，养成一种深植于同情的情爱，试着满足我的妻子的每一个愿望。我屈服于她每一次心情的转变，默默地忍受她的脾气发作。但这与我本性里任何一种天生的和祥无关。假如说出来不致令读者觉得怪诞。我敢说，几乎恰恰相反。我不时地想道：她是病得如此，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每当我因工作过度而觉得劳累，想到我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就一次一次地告诉自己：她是在透支着生命而苟延残喘的。我不能拒绝她所喜好的奢侈品。因此，我不断地工作，以工作来获取它们。我不忍心和她真正地辩驳，因为我不得不想：下一个礼拜，下一个月，她可能就会死去。

大多数男人，在渡过几年结婚生活之后，都会问他们自己：“我们以前有过的那种罗曼史到底怎么了？我们两口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重拾那些光辉的日子是不可能的吗？它们永灵逝去了吗？”是的，短暂的重现是可能的，但那种罗曼帯克的爱情是变了。了解与挚爱将取代了幻想与憧憬——那是罗曼史的本质。这种不可避免的罗曼史的变形，也发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但有一个因素却与这种改变无关，爱拉的病影响了情势。

同情和浪漫式的爱情是不相投合的；这种情感虽然是高尚的，但几乎排斥了其他和情欲有关联的情感。爱情的意义在于把对象理想化，在它之中看出完美，赋予它以我们自己所缺乏的优点；而同情则把对象看成悲惨的或可怜的。一个人处于爱情之中会感到自己的微贱；我们所同情的人可以被赞仰被爱慕，但至少在一方面，我们是处于更好的地位，而对象不复被认为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这一个事实几乎摈斥了罗曼蒂克的感情。看到被罗曼蒂克美化的女人受痛苦时，我们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但不是爱情。给她准备暖床器或在病房里照料其他零碎的琐事，看到脓汁、血水——所有这些都足以阻止爱情的滋生。慈善能简易地克服厌恶之情，性欲也能如此，然而罗曼蒂克的爱情在这种阻碍来临之前已先行中止了。

我对我妻子的深情，在她卧病的许多年里并没有消减。我尽我所能看顾她，并给她我全部的情爱，但浪漫的爱情屈服于同情，有时竟致使我成了一个受苦的人。然而，有时我还能看到她和以前一样，充满了魅力和可爱。

当我的妹妹玛格丽特和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听到我们的祖父，他是一位犹太经典的学者及一位很受人尊敬但很奇怪的人，他常说：“当一个人过了两年的结婚生活之后，知道了他太太的真正面目，则不可能还爱着她。”我们暗笑，因为这句话听起来好玩。一个人不应该知道他自己太太的真面目吗？然而它是真的。当然，知道她的真面目的，但他曾一度塑造的她的形象可以掩盖过现实，而光耀地立在眼前；而物理的对象，他所看的真正的女人是不同的。他自己的幻想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现实可以比他眼睛所看到的强烈得多。从过去就有的形象，即他带在他心里的，是和现实分离的——是永不磨减的。

这就是爱拉，带病而未老先衰，双颊凹陷，眼下膨胀，前额满布皴纹，脸上苍老；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这副样子。然而，多少次，我眼前出现另一种影像：充满着夏天早晨花园中的景色、声音、香味。然后有一位十七岁的可爱少女踏着草坪中间的小径向我走来。她那蓝色的宽裙子碰着两旁的花儿，就像轻抚着它们。她走路的样子真是婀娜多姿。……现在，她看到我了，于是唇边出现了那种圣洁的微笑，但她的眼睛还是保持庄重的神色。接着我听到一种永不会忘怀的，柔和的声音说：“你好吗，赖克先生？”现在呢？现在，消失了，我感到正如歌德对于他的记忆所唤起之影像所感觉的：

在这时刻我真想放声而哭，

噢，却又踌躇!妳是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