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底探索」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如今，当我回顾我自己在克洛斯特诺依堡的恋爱(在这里我把它和歌德的杰贞汉情史相比较)，看起来是充满了像歌德所感到的那许多强迫性的恐惧、疑虑和思想。但呈现在记忆里的景象。既不明确也不固定，而是不可捉摸，千变万化的。我虽知道，当时我有许多强迫性的思想，在性质上，与我以后对歌德所分析的十分相似，但却没有一端是明显得可以集成焦点的。

一个心理学家面对了他记忆里广阔的裂口(我就是败在这一点)的紧急状态，得到了一份意外受到欢迎的支持。我在一九一三年写成，一九一四年匿名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潜意识的死亡欲望的影响》中，试着分析某些那一种困扰性的恐惧和疑虑，那些神论与迷信。这篇文章论到某些以后被作者想起的困扰性的思想，并报告某些只发生在别一天的事。换句话说，那些强迫性的、困扰性的疑虑和恐惧几乎却是现在的；而当它们在我的记忆中变为新鲜时，才来回顾与观察。

读着这篇文章，面对着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陌生青年，那真的是我吗？无疑地，这是一个半遗忘了的自我的一个陌生的部份，即在冷冰冰的纸上，现在，它即是我自己，这已不容否认了。但起先看起来，它好像是关于一个陌生人的思想的报告。实际上，它只是“我”的一个，促使我变为疏远的。可是，当我读着这份试着记录出他自己某些奇怪的感情现象的分析报告时，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少年，他的情绪，他的呼喊。不使自我观察的真实性以及观察者的本体是确立的。而且，很明显的，这些困迫性的思想和恐惧，也就是当时所盘扰在我心里的。它们是以前时刻萦绕在我记忆中的特殊的困扰性思想。

这儿是我将翻译的报告，其中省略了许多点。“我想娶的女孩子得了重病，而我到N市去看她。我本计划从N市搭某一班火车回维也纳，但我告辞出来时，几乎太迟了，走向车站，车站离朵拉父母的农庄约有半小时的路程。”(在这份报告中，因为随意处理的关系，我不把那村庄称作克洛斯特诺依堡，而叫它N市，而且把爱拉叫做朵拉。)在我走向车站的途中，我的思想可以理解地专注于朵拉的病——她的病使我非常操心。突然间，有一个思想浮现在我脑里：“假使我现在不走到K市去看我妹妹，则朵拉会死。”这个思想渐渐地困扰着我，以致当我走近K市车站的时候，我转回了头，为的是步行到我妹妹渡暑假的K市。(离N市有三刻钟的路程。)当时我的妹妹在克洛斯特诺依堡——怀德陵的农庄度假。我试着和我自己争辩，试着要我自己相信这个思想是荒谬的，可是没有用。然而，我怕这个灾祸将会发生，假如我不服从这个神秘的警告的话。为了探寻那逼我去看我妹妹的更深一层的动机，我记起几天前她寄给我的一封短简。回到家里，我重读了它，它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狄奥多尔：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应该在六月二十八号去Light Jahrzeit，假使你要的话，我将也为你点一枝蜡烛；但星期日务必要来，才能赶得及典礼。假如你不来，我将假设你为你自己‘点’了。也请你到会堂来，吻你。玛格丽特。又及：你不来参加一次祭典礼吗？”

在这里首先让我说明一下所谓Jahrzeit是犹太人的一种宗教仪式的名字，那在他们最亲近的亲人的忌日点燃蜡烛(以为追悼)。我有好多年没有进过犹太教堂，也没作过任何宗教仪式了。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但我不曾干涉过我妹妹玛格丽特的宗教信仰。为了使她高兴，我尝参加在我父母忌日所举行的点蜡烛仪式。她的信令我苦恼，因为我不喜欢人家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特别是她信后的附言使我有理由感到暴躁。我的妹妹把定期的参诣父母的坟墓视为一种责任。我有时候和她争辩起来，我说真正的孝顺不是指参拜我们死去了的亲人之坟墓，而是过着一种可以荣耀他们尊名的生活方式。我向她这样说：“要证明我们的父母没有白活，乃是靠我们的存在；要证明他们没有白死，乃是靠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天，我本已决定不去看玛格丽特，但现在我的决定被我的强迫性思想所推翻了。它显示出，我已把一种真正的意义归于我在父亲忌辰点香火这一仪式，而不再认为那种仪式只有象征的意义而已。随着这一连串的思绪之后，我们抵达我的强迫性思想之本文的第一个修正。在强迫性的冲动最初出现时的形式中，缺少一种连续，它包含最重要的事实，而且它如今可加以重建，并嵌入思想的序列之中。我的强迫性思想或恐惧的全文是这样的：“假使我不去怀德陵，不去‘点燃’香火以悼念我的父亲，则爱拉会死。”当然，对于这原始的主题的重建是出现在(印刷的)出版物上。为什么这个居间的部分——而有了此部分，我访问我妹妹的真正理由——却被遗漏了呢？

这可以用我发现自己时的情境，以及用强迫性的恐惧刚要发生以前的事实，对之予以心理学上的阐释。我已说过我怎么样不能到爱拉的家里去看她，甚至就是她那专横的父亲不在的时候也不行。因为她家里还有姑母，而这一位姑母是他的意志和他严苛禁令的执行人，甚至也一手控制了他的太太，而他的太太只是勉强地让我们在花园里相会，我无法看到这位正患着重病的可爱女孩。她的母亲到花园里来，告诉我关于爱拉生病的消息。于是我对这种不正常的境遇的激愤，以及我对〇先生的愤怒增强了。这一次在克洛斯特诺依堡的访问(〇先生并不在场)，我再不能控制自己了。当我向〇太太谈话的时候，我猛烈地表现出我的愤慨和激怒。现在，我对〇先生的仇视态度因为爱拉的病而强烈变化了，因为我把病的加重，归罪于他。当她的病患显出第一个病状的时候，他不应该只请W医生(他是在我意识里所钦佩的克洛斯特诺依的医生)，而应该请另一位维也纳最杰出的心脏病专家C教授来诊疗。我在心中咎责〇先生；他花了大笔钱，只愿在旅途中自己享受，而当她女儿的生命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却舍不得用。然而事实上〇先生是在旅途上，这时一点也不知道爱拉的病况，从这个事实可以了解，我的那些咒诅是多么荒谬和不公平。由于我对大家期望他能几天以内赶回来这件事感到恐惧，于是我的激动愈发变得强烈，我怕他赶回来之后，我甚至不能得到爱拉病况的任何消息，我怕我将为不安和焦虑所折磨。

我告诉〇太太说，假使她的丈夫不是半疯癫，则我可以在他面前拜访爱拉，且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她是如何。这是不能原谅的鲁莽，我得罪这个好妇人。在这一次的谈话里她谴责我试图挑拨离间他们父女。她又说，这种行为是有罪的。她说：“你不知道圣经上说：‘你当爱你的父母’吗？”我回答道：“圣经上没说这种事，因为爱是不能以命令来增减的。圣经只说：‘当尊敬你的父母。’而甚至是如此，你只能当他们值得如此的时候，才去实行它。”

所有的这些思想，必曾在我从克洛斯特诺依堡〇家的农庄走到车站的路上。在我的心起了回想。我的困扰性思想必是从这里滋生的；从爱拉的父亲〇先生，有一丝隐密的联机引我想起我过世几年的父亲——引我想到尊敬自己的父亲的命令。一路上，我的思想必曾接触到我对我妹妹来信的记忆，那封信上劝我在父亲的忌日去点燃蜡烛——去以一种宗教的意义来追悼父亲。现在，从一种我认为我已经克服了好久的宗教信仰的感情秘处，出现那神秘的命令——即去找我的妹妹及去点燃蜡烛追悼亡父。随着这个命令，连带有一种威胁：要是我不去履行我的宗教责任，不去追悼他，则我所最亲爱的人会死。

我想，熟悉心理分析学对于潜意识过程之洞察力的探究人类感情的学徒，在此将能认识，从我的强迫性思想将导出两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第一个结论乃关于在我的思想中，〇先生和我父亲的潜意识关系。

在前面的，我指出，〇先生对于我，在每一方面好像都是我小时候我父亲的反面。是的，他是文雅的，甚且是一个上好的人。而我父亲穿着虽整齐，但衣料却差劲且不大注意修饰，当然他是穿不起华丽高雅的衣饰。我怀疑，假使他做得到，他是否也会穿得合乎时髦。他是穷的，而〇先生，至少对于我们，却显得富有，比起我们一家，过的是高水平的生活。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他很少守什么宗教仪式——但在情感方面却深刻地属于犹太民族。〇先生，至少在他的信条方面，是一个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对于我们小孩子，他像是暴虐无道的，不仅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他自己的家里是一个暴君，也因为他常去打猎——射杀鹿和野兔。有时候，他家的门碰巧敞开着，我们小孩子就偷窥他家的门廊，我们看到壁上除了整套来福枪及其他武器外，还挂着剥制好的大鹿头，羚羊头及熊头。这对于我所造成的印象参杂了恐惧及赞佩，即一种厌憎的尊敬。我的父亲是温和的，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中，再没有东西比残虐更与他不相称，我们也决不会想到他会因乐趣而宰杀动物。

不管这些及其他许多使得〇先生看起来是我父亲的对比的特征，另外，在造成我困扰性的恐怖之中，还有一串可以清楚地辨识的思想，使我从〇先生想到我的父亲。在那一次与〇太太的谈话中，不是出现了一个人要尊敬自己的父亲这一个主题吗？它不是继续存在于我的脑海中，直到他变成一种命令，去为他点燃蜡烛吗？对于〇先生，我是充满了仇恨。我拒绝去尊敬一个我心目中认为不称其名的父亲。可是对于我父亲，一种悼念他的冲动出现了，不仅成为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命令。对于前者，我有很自觉的谋杀意图，而对于后者，我有挚爱的敬重的感情。根据我们心理分析学家在我们的工作中所得到的全部经验，得到了一个结论：我必曾把原来的父亲形象下意识地分为二部分，使得所有的温情都集中到我自己的父亲，而且所有的仇视倾向都转向〇先生。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和冲动，有一度(即在我的童年时代)指向我的父亲，形成一种心理分析学称之为Ambivalence的那种态度的主要的情感倾向。在一种典型的方式之下，我们曾一度对同一个人所持有相反感情的揉和，现在分离，而被分派到在我的思想中形成对比的两个人身上。这种分裂所导致的变形，也出现在《汉塞尔与葛蕾塔》的童话里，其中善良的母亲和想杀小孩的女巫形成对比。也就是同一个分裂的机转，使得大作家们和诗人们创造人像安东尼奥和库洛克，普洛斯培洛和卡利班，亨利王和法斯塔夫这些对比的角色，这些角色表现了诗人自己内心中互相矛盾的情感。当歌德感到：

两个人在争逐着我，

两个人都想获得我，

由是却要摧毁这王国。

此时，他把一种争斗拟成浮士德，把另一种拟成梅菲斯多，同样地产生塔索和安东尼奥。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莎士比亚的诠注者指出，亨利第四和约翰爵士便代表了一个人的两面。即那两个人是指相互之间感情潜力的所谓拟人化，在我们读那可喜的一朵(第一部，第四景)的时候，(其中法斯塔夫开玩笑地扮成亨利四世的角色而大请法斯塔夫。)这两个人变得在心理学上是透明的，当以后王子接替了他父亲的角色而评论他自己和约翰爵士(一种对他自己的未来的预言)的时候，那一景的魅力尤显得强烈。

我对〇先生的恶念形成了我的强迫性观念所由生的背景的大部分，当你考察它的内容时，你会了解，其中含摄着我对我父亲及对爱拉的爱的冲突。这种冲突即出现在早已成为防卫情感方面的手段的那些强迫性的恐惧。我必须点燃祭供的蜡烛，否则，爱拉会死。追溯到本来的面目，那两部的联系必是这种意思，假如我不去怀德陵追悼我的父亲，他将会使我的爱人死去来报复我。这种预感灾祸即是强迫性神经的典型情感，这些恐惧作为抵抗潜意识的侵略和反抗的欲望之情感反应而表现出来。我将因为它们受到惩罚，不是我自己死去，就是我所亲爱的人死去。换句话说，我害怕是因为我曾在下意识里希望我父亲死去，而他能以克死我的情人来报复我。这一定就是潜意识的强迫性观念的真正起源。其后，它所变成的方式，我们已经碰到一种对于这种神秘的威胁的预防手段。我必须对他(或他的神灵)怀着敬意，我必须对他表示亲爱和尊敬，然后他才会跟我和解，才不会把我的爱人夺去。这种强迫性观念，或是神秘的威胁，以病态的思考的典型方式出现，以一种假设的词句出现，它宣称：我必须以行动履行某种责任，并以灾祸、(灵魂之)消灭或死亡作为威胁，假使那种命令或禁止不被服从的话。“假使我不去怀德陵，假使我不点燃蜡烛，爱拉会死。”于是这个宗教仪式成了赎罪的性质，成了我对我父亲之潜意识的死亡欲望祈求宽恕的仪式。

虽然我的父亲一点也不知道我和爱拉的关系，但是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却把对于我父亲的怀念和爱拉的疾病联在一起，这岂不是可惊的吗？当然，我在潜意识里的假定是一种迷信，认为我死去的父亲知道我对他所有的恶念，也知道我想为它们赎罪的欲望。我在上一章述及我的强迫性恐惧的地方已告诉过读者：我死去的父亲会用花柳病、会用死亡来惩罚我在性行为方面的放纵。

但我最初的强迫思想所由生的情境却和我的父亲没有关系，而是和爱拉的父亲——〇先生有关。〇太太在那一次谈话中提醒我，一个人应该尊敬自己的父亲。我的思绪其实是从我对〇先生的藐视厌恶以及死亡欲望出发的——我的结论是惟有日后把尊敬给予我自己的父亲。“the‘day’remnant”(落日的余晖)，那真实的居间思想是想到我妹妹的来信，她劝告我去父亲的墓地点香火以表悼念。如此我们必须重建起强迫性的一种原始的形式，该强迫性恐惧一直是全然潜意识的，且不是关于爱拉的父亲。这种潜意识的恐惧主题可以归纳成这样：“假使我不尊敬〇先生，则爱拉会死。”我们在此又遇到〇先生和我父亲之秘密的或潜意识摹拟作用的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在我意识的思想和感情里，不仅有显著的差异，而且显得是两个对立的人——一个是我恨的，一个是我爱的。这一来我们自然这样假定：两种感情本来都是指向着一个父亲形象的，以后〇先生则作为未来的岳父，而从该形象脱裂而出。我对我父亲的仇视和侵略的感情是在我幼年时代蒙沌未开的时候产生的——而以后就移置给这个“父亲代替品”了。(注：分析学家们会认出我们在此处所述的这一个强迫性思想的例子，证实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强迫性动作与宗教仪式之间的类似(见全集卷5)。如同我在一九一四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指出的，这种类似是很明显的，因为强迫性思想的内容正是一种宗教的仪式，且可以追溯到同一种心理上的抵抗或防卫机转。点燃香烛有一种为我父亲牺牲的潜意识的意义，即(而)希望他不因为我对他的潜意识的死亡欲望而惩罚我。这一个仪式之证实了我的欲望的结果父亲已经死去了，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在心理(学)上说来与其所有的宗教中的牺牲观念的起源是很类似的。弗洛伊德说，牺牲的意义乃在于“这一桩延续了那可怕行为的回忆的行为使父亲得以满足，为了加于他的侮辱。”)

没有一个，了解精神过程之复杂性质及其过度决断性的人会惊讶于下述的事实，即在我困扰性思想的分析中，似乎也有其他的情感参与其内容的形成。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所以憎恨〇先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强烈反犹太主义，而他的反犹太主义且在他晚年变得最为妄诞。(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希特勒的青年人在维也纳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