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底探索」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我到了柏林，想完成我的分析学的训练，但大战爆发了，使我不得不又回到维也纳。在那儿我们的儿子阿图诞生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同年，我应召入伍。我想在这里插入弗洛伊德的另外一封信：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从维特逊旅行回来，即刻提笔写这封信，衷心祝贺尊夫人之喜。我们希望，在我们前面的是比我过去更好的时代。

我也很高兴看到你在其他方面同时有着重大的进展。你的科学成就也应该经验到更妙的时代。

请你收下我附带寄上的东西，作为我祝贺尊夫人的礼物。

你真诚的弗洛伊德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维也纳

当我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军官训练班之时，我很幸运地能同我的家庭同处了将近一年。在那一段时间里及以后在蒙特尼格和意大利前线，我还是继续分析学的研究，还照旧写文章、写书。

一九一六年我是奥国军队里的一名年轻少尉，我们的部队向奥国和匈牙利的南部边界一个叫门的内哥罗的省分进发。我们的军队已攻下这黑山之国的首都Cetinje——而且占领了其内陆的大部分。奥地利人是勇武好战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在欧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夸称他们不曾被奥国军队击败。我在这里不想谈论战争，而是要检讨战时的个人经历。

当时我们在蒙的内哥罗南部靠近阿尔巴尼亚前线一个叫柯拉辛的小镇。爱好自由的山地民族只是肤浅地被打败。我们军队的小团体受到许多次的伏击，而每一块岩石后面可能都埋伏有善射善战的敌人。有一条严厉的军法，禁止土著拥有武器，违者处死。

有一次，有被当作人质的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在市场被处以吊刑的时候，我不得不到场。老人踏着威严的步伐走向绞刑架，在绳子还未缠着他的脖子前，还说了几句话。我只了解第一个字bredjen(兄弟们)，但以后，我听人家说，他是说他很高兴为了他同胞的自由而死。这一残忍的景象使我印象极深，从此以后我便坚决地反对死刑。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了解：政府，任何一个政府应该被准以犯那种合法的谋害，那种被人误解极刑、死刑的罪行。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受派到军事审判法庭当辩护律师。虽然军法官和检察官是奥国军队里在的律师，但当时的被告辩律护师常指派给与法律无关的职业的人。被告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门的内哥罗男孩，他是被我们的军队抓到的，当时他手里还握着来复枪。他杀死了一个人，显然不为任何动机。那个男孩是属于阿尔巴尼亚的，属于那些仍旧保守原始的组织及法律的半开化的黑发民族之一。在那些山地里，宗族律法仍然盛行。在常有的宗教累世宿仇之中，为受害人的复仇就是以牙还牙。而我所要为之辩护的这个男孩，就是一个报仇的人；他的一个亲戚被人杀了，于是他就杀了对敌的一个族人以为报仇。我透过翻译，和那个男孩子谈了话。他又不能了解何以他所做的会被认为是犯罪，他只是服从他族里的法律而已。

作为他的辩护人，我试着在法庭上使用所有的法律争论。但它们是贫弱的，于是我试着把我的当事人的行为就心理学方面的意义，加以阐述。我在法庭的审判官面前抗辩道：在此半开化的山地民族的道德是与我们不同的，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自己的伦理标准来判定他人。我以圣经里的故事提醒法官们。古代以色列，当其一个宗族的一员被杀害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我们之中一个人被杀害了！”而是说：“我们被杀害了。”因为共同的血统是宗亲成员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当我发言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处于一种重大的感情压力下，好像我对这个孩子的生命要负责似的，有如他的命运端视我的声辩。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但要是说我有点口才则应数这一次。黑暗的动机使我自拟为那个犯了谋杀的孩子，也使我认为他杀死一个人是正当的。无疑地，在这些秘密感情之影响下，我的恳求本身也变得充满了感情。我请求法庭考虑，处于这个仇视的国家中，假使我们不沿用军法的字句而以慈悲调和于公正之中，则有助于我们军队的声誉。

在这一刻，从遗忘的深井里，突然有几首诗涌到我脑中，那是歌德一度编入他的戏剧《Iphigenia in Tauris》的几首诗。我为那孩子的生命说完热情的恳求话之后，要求我的同志说他们的判决应该符合歌德这些话的精神:

往前去，在各处宣布那

罪人所犯的过错，和

人的心灵所作的补偿。

法官们对于我的恳求并非无动于衷。军法官向我走来，握着我的手说：“你说得很美，”但他接着用一种低沉的声调又说：“你知道，我们实在碍于命令。”

“那么何必开庭审判来这一场胡闹？”我满心愤慨地回答。

当法庭进行商议的时候，我站起来四处漫步，并掏出烟来抽，以镇静神经。在几排荷枪警卫的(我们的)兵士之后，四处都挤满了人，男的、女的。我听到他们耳语的声音，我知道他们谈论着我。但他们的目光并不怀着敌意。当我凝望城市周围那些秃瘠、荒凉的山丘时——我想：我们是被一个隐藏在这些小屋、那些岩石之后的坚决的敌人所包围着了。

许久之后，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当我为那个小男孩抗辩的时候，我竟那么激动，为什么我竟颤抖起来，并且知道我内心紧张，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我明白我下意识里对那个孩子的摹拟作用可以由下面这个事实发现出来：我自己在同那个小孩年纪相仿佛的时候作了一桩蓄意的谋杀，而他就代表我自己的一种情感的可能状态。他做下了我只想过而未付诸行动的事。假如他们把他带往绞刑架，我可以说：“为了上帝的恩典，在那儿走的是狄奥多尔·赖克（指作者木人）。”我疑惑不解，何以我说完了话，那些我早已忘掉了的歌德的诗，会突然地出现。在军事法庭那种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下，它们的出现显然是不合宜的。无疑地，我曾为我自己辩护。我脑中涌现的那首诗是从我和这个小孩年纪相仿佛时，丧父之后的那段强迫性的研读歌德那一时期里所记起的。而歌德的戏剧把谋杀犯，奥勒斯特斯，放到舞台上，说明他可怖的行为是如何赎偿的。而老歌德不是说过，他认为自己没有一件罪过是他所不能犯的吗？

我被唤到庭上。法官宣布判决那个小孩吊刑。我回到我的房子蒙头大睡，过后有某种东西驱促我到监狱里看看那孩子。法官已经把判决告诉他，希腊正教的牧师也已来访问过他。当我进到牢里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长凳上，头贴着胸。我叫他的名字，温和地把我的手抚着他黑发的头。他抬头望望，认出了我，只期期艾艾的说道：“喔！先生！”。接着他跪到我的面前，吻我的手。两小时之后，他们吊死了他。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当我从军营里的餐厅用过饭回来，一个穿着门的内哥罗服装的老人打我身旁走过。正当他走近我的时候，他摔了一跤，我就扶他站起来。他很有礼貌地谢了我，但他对我谢的时候，他说出了我的名字。我并不曾见过这个人，奇怪的是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回到卧房，当我在满外套的口袋里找火柴时，我找到了一小包用棕色纸包着的东西，还用一条带子捆着，里面有二十个发亮的金币。纸上有几个以Cyrillic字母写的字，那是我不认识的。(以后，有人为我翻译，说那几个字是：“愿上帝祝福你。”)

我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钱呢？这些钱可能是那些贫苦人毕生的积蓄呢！我确知我不能找到那个人，他可能住在好几哩路外的山里。我应该把这些钱给我的长官吗？这一定不是那不知名的施予者的本意；他要我拿了它。但从敌人手中接受金钱可不是叛逆吗？最后我决定收下这些钱。许久以后，当我在维也纳获假的时候，我把它们变卖了，用所得的钱来补充改善爱拉和阿图儿的膳食。“假使这是叛逆，则善用它也罢。”

然而，对于另外一个经验，我有一些重大的良心顾虑，那一经验是发生在我到柯拉辛之后不久，那是位于Cerna Gora(黑山〕中央的一个小村落镇……

有一次拿破仑和他的一群军官、参谋在一起玩一种室内的游戏。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说一段生平做过的某些卑贱的行径。轮到塔雷兰的时候，这个政治家劈头就这样说：“我平生只做过一件卑劣的事……”“但要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皇帝问道。我不同于塔雷兰，我相信我干过不少卑劣的事，至少是我认为卑劣的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晚上，在柯拉辛的街道上，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向我走过来。她穿着门的内哥罗女人特有装饰的辫带，花绣的衣服，但她显得比那个小城镇的女人更整洁、更小心打扮。我从前没有见过她。“您能说法语吗，博士先生？”她问道。当然听到一个荒山的土著说法语使我颇感惊讶。她接着告诉我，她曾在贝尔格拉德的大学念过书。她说的法语比我好，而从我们的谈话可知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嫁给了一个曾和我们军队打仗的塞尔维亚军官。她有三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她说，他或许已死了好久。她问我，是否能帮助她点钱，她肚子饿了。门的内哥罗人在这时是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而我们的军队对这些可怜的人民却少有帮助。

从那时之后，我在柯拉辛之外的某地和伊凡卡会合——与土著亲密当时是禁止的——并且带给她我所能为她留起来的任何食物。我试着尽我所能来帮助她——“ca va sans dire”。她和她的亲戚住在柯拉辛附近小山上的那些可怜的单窗房屋的一间。现在，我常常命令我的传令兵准备好我的马，我就骑行数哩到山中某处，离开她亲戚的家不太远，但也不太近的地方;我带给她面包及鞍囊里的其他食物。

我把马拴一颗树上，就和伊凡卡坐在一块岩石上闲聊。她告诉我关于她家庭的事。她很坦率地承认，去年她是一个说Serbian语的奥国少校的情妇。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她不愿意饿死。有一次，她把她自己称做“coorva”，这是Serbian话“妓女”的意思。看起来，她不仅很感激我的帮助，而且显然喜欢起我来。我们接吻，但某种东西阻止我做进一步的行动。直到有一天晚上，她问我，是不是喜欢和她“做爱”……她很自然、大方，且热情。以后，我们就有规律的在那些高山上的某一处幽会，她对那些地方的环境是了如指掌的。“一卷面包，和你”——诗人对它并不是这种意思。有时，伊凡卡唱一支忧郁的serbian情歌。但是她唱的“傍靠着我，在荒野里歌唱，唱着”并没有把“荒野变成乐园”的奇迹。

我并不因为我有一个情妇而感到罪恶。我正当二十八岁，离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感到性饥渴了。但是另外有些事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意，令我难过。她到底是别人的妻子，有时，我对那个不相识的丈夫感到罪恶感。说来他是敌人，但我并不憎恨Serbians及Montenegrins。作为一个奥国军官，我应该恨他们，但恨就和爱一样，是很少能够听命的。常常，在我的想象中，我为自己设身处地，于是我就对伊凡卡感到一种仇恨或憎厌。(我记得维也纳作家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受他欺瞒的丈夫，因为把那些嫉妒的折磨想象得过于逼真，于是感到他要勒死他的情妇。)甚至对科罚的命运，将会施与神秘的报复的这种神经病质的相信，也出现在我脑际了。有时，我想，爱拉在维也纳也可能和一个军官做出对我不忠实的事。有一次，我接到她一封信，说我们的小儿子得了病的时候，一连几天，我的心只是充满了恐惧，怕我们的儿子会死去，来作为对我的僭犯的惩罚。我真地用了某些借口，一个礼拜避不见伊凡卡。我试着克服我那强迫性的迷信的思想，倒有些许成功。在我被调往意大利前线之前的这段时间，伊凡卡一直是我的情妇。

不只我的通奸，而且我之利用一个女人在危急的时候，从她身上获取性欲的满足这一事实困恼着我。我对自己说：我并不是她的第一个爱人，而且是她自愿献身于我的；但这个思想只是冷冰冰的慰藉。我向自己说，假使我没有占有她，她也会到另一个军官那里去，他也一样会利用这个机会的呀！我的天，为什么别的人不会像我这样受良心苛责呢？……“A la guerre comme a’laguerre……。然而，它还是困恼我：那是一件卑鄙的作为呀！但，我和自己争辩道：我曾把她从饥饿中救出来呀！没有和她睡觉，不能把她从饥饿中救出来呀！这是反驳，我陷入一连串伦理的思考和冥想。我沉思着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有权以这种方式利用他人？我的结论是，我和真正的唐璜还差得远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很久，我还时常怀疑，我当时的行为是否卑鄙。我仍旧记得什么时候它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思想中。那可能是在十二、三年以后，当我们住在柏林的时候，有人推荐给我一本小说，是柏林作家格奥格·赫尔曼所写的《赫尔兹菲尔德博士之夜》。我读到在咖啡室的一景：在那儿，一群中年光棍，已婚男人——作家、艺术家及艺术品鉴定家——经常聚合、戏譃、开玩笑、谈论天下大事等等。一天晚上，一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女人，走近这群人所坐的桌子，拿着募捐箱向他们劝导。她说：“为了堕落的女孩子们，做做好事吧！”有一个中年男士不经心地答道：“我直接给她们。”

当我读了这一句诙谐的话，我当然笑了；但接着，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性交。那是和一个妓女，我当时是十八岁。突然间，我想到伊凡卡。是的，那是下贱的，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同时，对于她热情的献身的回忆，出现于事后之乐。我们人类是多么奇怪呀！)但这个念头纠缠我不过几秒钟就消逝了。现在我已是过了四十岁的人，像赫尔曼小说里的那些人一样，而且我已变得不轻易动情，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或者说，至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