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的秘密

本文试图解释一些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清楚的一些工资的现象。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一向喜欢用十分高深的数学来建立极少人能够看得懂的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现象，但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在糊弄自己和别人，有很多很常见的工资现象他们是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本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一些读者朋友不用担心看不懂。一是因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二是因本人也没有那个水平建立一个一般人看不懂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工资现象。当然阅读本文时能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很重要。

工资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工资水平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谈到商品的价格不得不先从商品的价值说起。商品之所以会产生交换，是因为商品的交换能够增加人们彼此的效用，如果商品的交换不能够增加人们彼此的效用，交换就不会发生。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决定商品交换比率的一般地说是商品的效用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劳动价值论)

通常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劳动力。否则，如果出卖劳动力是让劳动者感觉更加痛苦，他的总效用不能增加，他的需求满足程度不能提高，他自然就不会愿意出卖劳动力。

商品的效用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工资的效用价值量也是如此。水对于人来说很有用，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但水却很廉价，这是因为水的边际效用很小。钻石除了装饰、炫耀作用外对于人们来说几乎没什么用，但天然钻石却很昂贵，这是因为天然钻石在自然界中的存有量非常少，它的边际效用很大。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消费者消费的第一个面包和第二个面包给他带来的效用不一样的，第二个面包给他带来的效用比第一个面包要小。

工资的效用取决于其边际效用量，也就是说，一定的实际工资其实给不同的劳动者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一定实际工资(所能购买的食品、住房、医疗服务等)的效用(价值)与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有关。一个面包给一个吃饱饭的工人与一个饿着肚子的工人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前者对面包的“基础消费量”相对要大，所以给前者带来的效用要小，后者的“基础消费量”相对要小，所以给后者带来的效用要大。

劳动者对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础消费量”是不一样的，有的“基础消费量”大，一定实际工资给他带来的效用较小，有的“基础消费量”小，一定实际工资给他带来的效用较大。这时，对于同一份给予一定实际工资的工作，有的劳动者能够接受，但有的劳动者却不能够接受。因为工资的效用必须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劳动力。

据说，有人给马云300万报酬让他给拍一个广告，马云不干。马云的“基础消费量”太大，300万不足以让他愿意出卖劳动力。给30亿、300亿，再不行就给3000亿，他总会动心的。只要工资水平足够高，工资的效用足够大，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管是幼儿还是老年人。

在工业革命时期，有许多的童工进入工厂工作，最小的甚至只有五岁。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非常低，他们的子女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础消费量”非常低，哪怕极低的实际工资水平，对于童工来说其带来的效用也非常大，使得他们愿意(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来随着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子女的“基础消费量”相对得到提高，工资的效用相对减少了，儿童就不愿(不用)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法律所起的作用，对于要完全反驳有点难，就不过多地讨论了。

在现代社会里，很多老年人因有养老金，“基础消费量”得到提高，工资的效用相对减少了，可以达到一定年纪后退休不愿(不用)再去工作，而许多没有养老金或养老金很少的老年人就不得不继续工作。

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一、劳动者的劳动自用所能获得的产品和积蓄。劳动者自己拥有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料，依靠这些生产资料，劳动者的劳动自用就能获得一定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二、劳动者家庭成员间的互助，父母对子女的扶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的互助。三、亲戚朋友间的互助，以及其它更广泛的社会互助关系。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五、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会因失业、疾病、年老以及其它天灾人祸等而减少。

如果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能够得到提高，付出同样的劳动，他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能得到提高。如果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降低，付出同样的劳动，他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会降低。当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时，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其工资水平就等于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有提高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

为了分析的简便，下面用类似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个模型来分析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假设农村劳动力除了“基础消费量”的不同，没有任何体能、技能方面的差异，也没有“懒惰”和“勤劳”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来说是完全开放的。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最先被吸引进城市的是那些“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因为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作，他们所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最低，他们最具竞争优势。随着城市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资水平会提高，先前进入的劳动者所愿意出卖的劳动量会增加，一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会被吸引进来，这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过度增长。随着城市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那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农村劳动力会不断地被吸引进来。在这一过程中，只要农村还存在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劳动力的供给就不会出现真正的短缺。前面说过，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可能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劳动力总体的数量足够多时，“基础消费量”值的分布就很紧密了。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基础消费量”较低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高工资层级，“基础消费量”较低的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低工资层级。“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最高，“基础消费量”最高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最低。由于劳动者没有任何体能、技能方面的差异，那么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就只有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大小。付出同样多的劳动量，“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其所要求的工资水平最低，所以在最高工资层级上谁也竞争不过他们。付出同样多的劳动量，“基础消费量”最高的劳动者，其所要求的工资水平最高，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才没有人与他们竞争，否则无论他们处于哪个工资层级都会被其他劳动者挤出。

当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时，工资水平会降低，那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会减少(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这也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过度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没有特殊技能或体能的普通劳动者，由于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其工资水平总是被限定在一个由“基础消费量”所决定的水平，这也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出清。对于劳动力市场为何无法实现出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市场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中最深奥难解的谜团。”还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提高整体的工资水平无益，还会造成失业增加。最低工资层级上的劳动者通常是那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就可能被其他劳动者挤出劳动力市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会不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随之提高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互助力量十分的薄弱，社会保障和福利几乎没有。工业革命时期，“在整个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工资水平保持在一种公认的贫困生存线附近。”。能够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基础消费量”的只有社会互助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友谊会”等社会互助组织的广泛流行，互助的力量不断得到壮大。工人阶级的“基础消费量”得到提高，工资水平才有了显著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国家开始建立，普通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工资水平也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二战”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西方国家大力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社会保障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各国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甚至出现长期停滞。据美媒报道，“可以说，四十多年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60%黄金年龄劳动者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翻了一番，顶端的1%人群收入增加了两倍。”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