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24）

（24）　　

力促孙阎联合的努力失败后，白坚武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天津。他一面在观察时局，寻找和等待新的机会，一面开始为经济问题而动脑子。

　　公平地说，白坚武的注意力一直在“名”的方面，对于“利”，相对看得淡一些。他并没有像别的军阀一样，不惜利用一切机会搜刮钱财，也就不能象别人那样，下野以后可以凭着积聚的大量财富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相反，他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甚至捉襟见肘。老家人或从前友人的遗孤，因为生活困难常常向他索求经济援助，他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常常慨叹名与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贪吏而不可为而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爱钱。”多年以来，他只在北京花数几千元买了一处房产，租出去还经常为讨租金而大费周折，“房租则减为25元，有相识朋友来往时更减为20元”。即便是这样，房客不是要求再进一步减少租金，就是久拖不缴；而白坚武全家在天津居住，住的则是租来的房子。他在天津租的房子，月租90元，他仍嫌贵，辗转托人从中说和，要求削减房租未成，只好另觅他房。遇有熟人求援，他也只好慨叹自己的无奈为力：“余本身生活殊难，决无余力他顾，只好婉谢耳。”在这种状况下，他开始从经济方面有所考虑，一方面是对家里的生活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的政治活动打下经济基础。然而，此时手中既无钱又无权的他，想赚钱并非是一件易事。他虽也想了一些办法，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机会。开始，有朋友想创办一个实业银行，发行有奖彩票，并拟事成后请白坚武任总裁，但他认为“此等办法业已试过，殊为害多而利少，且处今日现状，所获尤属有限，安能救济财政之穷？”所以，被他拒绝了；又有人组织机器煤球公司，招集股本，成立营业，也拟推白坚武为总理。虽然白坚武对此事颇为赞成，却仍“余以外行，且不能久居津力辞”；最后，在别人的鼓动下，只买了一千元的股本，而且，不久就又抽了伍佰元回来。他曾经多方联系，由英商代印国币，虽已经北京政府财政部批准，但因时局变动，也未能实现。此外，他还参与往内地运盐、运煤的活动，准备以北京的住房作抵押借款入股，最终“以运盐之事用人一端发生争端，前途负责无人，不能不中止耳”。 他还贩卖过俄国海鲜，大概也没有赚钱。后来，庆丰号的掌柜尹国勋找到他，建议他开一干鲜货栈，说这方面的业务确有把握。白坚武对此颇感兴趣，但仍心存顾虑，以为建这样一个货栈，需用资金2万元，依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能达到。如果要办的话，只能与朋友合资，所以，颇为踌躇。为此，他找到一生从商的岳父崔丽叔商议，崔认为，如果从节省处做起的话，可以办理。白坚武是个审慎的人，“天下事不慎于始，及其即败，往往挽救无及。”但是，既然大家都赞成，那么不妨一试。经过反复论证，紧张筹备，仁和货栈终于开业。1928年10月13日，白坚武“到义租界仁和货栈观查房舍、人员，尚有振作气象”，当时，他确是对此寄予了厚望的。此外，他同时还开了一个专放高利贷的星照堂运记营业所。不过，白坚武压根就不是个经商的料，此货栈和营业所经营数年，带给他的并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无尽的烦恼。这自然又都是后话了。

　　在经商的同时，白坚武自然不会忘记他所钟情的政治。虽说他对老上司吴佩孚很是失望，对吴在四川的处境极不同情，但他对吴仍是忠诚的，只不过他表示忠诚的方式与别人不同而已。吴佩孚在天津也有不少为其摇旗呐喊者，有些吴的旧部想借用吴佩孚的名义成立一个俱乐部，来联合有关方面的力量，但白坚武颇不以为然，“余意聚一群无识、无头脑之人，日夜纷集一处，毫无所谓，且言语不慎，徒招是非，殊不赞成；惟闻业经成立，余只有消极不问耳。”还有人提议另组一个政党，他也不赞成，他认为人之通病在言不顾行，当其言时不宜专涉空想，应注意实际；若徒快一时之口，结局后适为自缚之具耳。

　　白坚武自有自己的看法与打算。他认为，以目前的形势而言，吴佩孚在国内已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尤其是身处偏僻的四川，经济拮据，信息阻塞，只能是束手待毙而已。尤其是到了1928年底至1929年初，国内已经形成了蒋、白、冯、阎四大军阀相持的局面，短期内未必会破裂，“故余主张（吴）到日本一游，更易往日之面目，另为新规模之发展，方可说到应赴机会云”。白坚武将自己的这一想法，曾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说过，别人也都赞成。不过，白坚武也明白，此事也不易做到。一方面是吴佩孚本人曾公开宣称，自己一不住租界，二不出洋。让吴去日本，等于是让他自食其言；另一方面，即便吴佩孚同意去日本，经费等问题也不易解决。不管怎么说，白坚武仍旧按照自己的计划，在悄悄为吴佩孚寻找机会，为此，他在积极地与日本方面联络。他的这一想法，与日本人不谋而合。1929年初，日本驻津白井康领事通过白坚武的朋友、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何庭流，向白坚武表示了拜访的意愿；2月27日，白井康与白坚武见了面。二人第一次交谈，主要是谈国民党政府的现状和胶东现状，“余言旧领袖优道德而欠智识，新党人有智识而乏道德。旧者如可补充智识，更易做法当可有为。”白坚武这番话，自有他的用意，“此言盖为玉帅伏线耳”。但有意思的是，此时日本人看重的已不是英雄末路的过气军阀吴佩孚，而是看中了活动势力颇大的白坚武本人。虽说二人初次见面，日本人并未明确表示要借重白坚武图谋大计划的意思，白坚武本人也并未意识到日本人对他的企图；但此次会见，却为他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