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2）

（2）

1917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也是白坚武的31岁生日。他在翌日的日记中倾吐了当时胸中的郁闷与迷茫：“自念年31矣，事业毫无。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增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犹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对现实的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1916年，孙洪伊因为主张临时约法及对南方和解，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借故解职。孙洪伊解职后，随即南下上海，联合数十名议员，号称“韬园派”，公开从事“拥黎反段”活动，强烈反对段祺瑞对德宣战、向日本借款及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当时尚在北方的白坚武在《顺天时报》上读到了孙洪伊致韬园派的信，遂下决心南下投孙。他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水浒传》戴宗语石秀上梁山有‘挺身’二字。余日来意在挺身赴事，不欲含糊了此一生也。”4月4日，即上车南行，5日到沪，重新投到了孙洪伊的麾下，与孙一起，从事拥黎倒段的活动。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把持实权。但黎不能调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之间的矛盾，所以引发了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这种争议，到1917年因对德参战时达到高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年初，日本政府宣布对德宣战，并唆使段祺瑞政府参加对德的战争，以便夺取德国在华的利益；而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名义，借助日本，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遭到总统府的反对。在这场争斗中，孙洪伊与白坚武肯定是站在黎元洪一边的，因此才被段祺瑞解除了职务。白坚武在辞职后，于1917年3月14日夜得到新闻传单，得知中德之间已断绝邦交关系，他在日记中叹道：“斯真可谓以国赌也已！”4月9日，他又写道：“阅报载，德辛慈公使道出长崎对日本某记者之谈话，谓：‘日本此次为某国而参战，余知非日本本愿。若日本与德联合，可得极东之权利。俟和平妥协后，日徳俄三国携手为世界上之发展，地图或将变色’。”白坚武自然晓得其中的厉害，他说：“向者，德皇有日德握手论，今证以辛慈氏此语，则吾国来日隐患方长。说者乃日促政府加入，作阱自陷，真可谓见金而不见人者耶。”白坚武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对中国正式宣布对德宣战，孙中山和孙洪伊先后发电表示反对，陈述这次战争本是外国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冲突，并不是强权与公理的战争，中国应保持中立。总统黎元洪赞同二孙见解，极力反对参战。段祺瑞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指使3000余名军警，凑成“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包围参议院，殴打参议员，要他们立即通过参战案，并强迫黎元洪同意参战。对此，白坚武评论道：“众议院审议宣战案，院外军警罗列，又有所谓公民请愿团，雇乞丐为之，睹状不禁令人伤心惨目，犹袁氏挟总统选举之故智。若而人者，微论断送国家，即污蔑中国国民人格一端言之，已在难宥之列矣。斯而可为之，孰不可为也？”

因为得到部分国会议员及对段不满的派别支持，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并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段祺瑞自然不会甘心，发出通电否认此令有效，并煽动10余省区的督军“独立”，进逼北京。一时间，形势剑拔弩张。黎元洪求救于长江巡阅使张勋，6月11日，电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张勋本一封建余孽，早已蓄谋复辞，接到黎元洪的电召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领他的辫子军进京。7月1日，他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拥溥仪复辞。黎元洪只得避居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率兵讨伐张勋，于7月12日攻下北京，复辞失败，段祺瑞重新控制政权。7月14日，黎元洪通电去职，冯国璋任代大总统，以段祺瑞为总理。段祺瑞再次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大权，此后，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废除临时约法；抛掉国会，另组所谓安福国会；正式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实际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而不宣扩充实力，消灭伊已，实施其“武力统一政策”。此时的孙洪伊，决定同孙中山等人一起南下护法，组织南方军政府。9月1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会议上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孙中山聘孙洪伊为高等顾问并兼任内务部长。

白坚武已于5月4日回到北京。一向关注国事的他对大局看得十分明白，但他的态度十分悲观。一则他自知在此权争中无施展身手之力，二则他对局势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在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国事至此，操切求之，安有几稀之望？非求之根本刷清，别无救亡之法。议者仍欲以敷衍了局，即幸弭于一时，来日宁可问乎？士夫终日奔走，扰扰之间，能有几分效果？默察今局，不悲观之局，终不能有乐观也。”此情之下，他认为“如此时日，个人之清凉尚可希也”，于是，他与好友张溥泉、张泽民一起，到郊外野游去了，游汤山，登长城，看十三陵，并在驴背上写下了那首颇为李大钊称许的七绝：

销沉王气黯燕门，陵迹犹闻野老论。

驴背纵谈兴替事，万山无语看中原。

游乐之中仍不忘“兴替事”，乃白氏性情也。三天后回到京城，依旧四处打听政局情形。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回到北京没几天，好友李大钊要回乡看病人，约请白坚武代为《甲寅日刊》作文。《甲寅日刊》由章士钊创办，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因为回乡，所以才请白坚武代为作文。章士钊本来是维护研究系的，而白坚武反对研究系，因此对章士钊也十分反感。“章君秋桐，向以政治学者名，自前月有不管部特别国务会议之倡，识者惜之。盖中昔政治之限度，犹百分之与零度比较。如斯之政府而乃施之以特别色彩，直等于助纣为虐。日来又有所谓国防内阁会议之议，出现于军警混杂自称公民围打议会之日，曲学阿世之言，真不能为章氏讳也”（1917年5月12日日记）。然而，碍于好友之面，白坚武仍于8日为《甲寅日刊》作了一篇文章，名曰《人才之自杀》。白氏的观点自然不会见容于章氏，文章遂被弃置不用。对此，白坚武也自是心知肚明：“余受至友之托，致文于<甲寅日刊>，本应以不关痛痒文字以进，然责备贤者之心与爱惜人材之意，不期而抒写破题儿第一次即有《人才之自杀》一文，重为彼方所摈弃，此余之偏也；然中国之所谓材乃竟若斯焉，斯亦不可以痛哭乎?”（1917 5.12日记）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又不指名地笑骂一番：“人之思想不同，强为言接最苦。今人动言调和，此实无意识之尤。人与狗讲理，可乎？既为人，则必曰不可能也。今之人，狗其心而人其面者，曷可胜数也？乃曰与狗为交接，为退让，非甘与狗为伍，则结果为狗所啮者也。与狗为伍者，俨然狗也，终局为狗所啮者。若欲筹共卫之法，则舍屠狗无以为计，狗不屠终为所啮。狗类恶贯满盈之日，他人取而屠之，已亦无倖，不过屠狗之法须煞费讲究耳。”自然，这里就不仅仅是骂章士钊了。

7月初，白坚武回到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南昌，拜见了江西督军李纯。李纯对白坚武十分赏识，特聘白坚武为督署顾问。从此，白坚武就又成了李纯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