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10）

（10）

直皖战争结束后，由直奉双方共同维持北京治安和稳定北方局势，实际上等于是由直系与奉系共同分享权力。在战争中，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尚有合作的可能，一旦军事结束，马上面临分赃的矛盾。吴佩孚十分明白这一点：直奉之间早晚有一战。通过连年征战，他已充分体会到军事实力的重要性，聪明的他开始韬光养晦，选择了中原古都洛阳，作为他伺机夺取天下的练兵之地。1920年9月，他率领他的第三师进驻洛阳，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他对自己要雄霸天下的意图毫不隐讳，常说：“我把军队练好，要消灭国内两大敌人（指张作霖与孙中山）统一全国，然后与外国人一战，收回主权，恢复失地，尽雪国耻，将中国治成一个强国。”（见刘振宗《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

此时的白坚武，尚逗留于北京。自1920年9月16日告别吴佩孚以来，他一直留在北京静观事变。果然，未及一个月，吴佩孚便又邀他赴洛，好友李倬章和孙汉忱也发来急电，催他动身。恰好是离开保定一个月后的10月16日，白坚武又踏上了奔向吴佩孚的火车。因为此时局势较为平静，所以，白坚武来到洛阳，除了与吴佩孚探讨探讨局势，拜访拜访朋友，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如果非说有什么重要事件的话，那就是在吴佩孚处见到了他日后的冤家死敌冯玉祥。不过，初次见面的二人心中无芥蒂，白坚武对冯印象也不错，甚至称他“神采伟然”。

12月份，孙洪伊向广州军政府力荐白坚武任总务厅长。白坚武听到此消息，立即写信力辞，他的意思是“自信运用南北汰恶；留良自有其道；若拘束于一方反受拘缚，或生障碍，故无牵挂最宜。”他的目标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一个前途未卜的军政府的总务厅长；不但如此，连吴佩孚这里他也不想待了。12月8日在吴佩孚举行的家宴上，他“表示归意，坚决不可留也。”次日，就开始检点行装，10日就告辞南下上海了。到上海后，他又去了一趟广州，与孙洪伊等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再次拜会了孙中山并转交了吴佩孚给孙中山的信。然后，就回到了上海，将家眷也接来，开始了一段寓公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他刚踏进家门，便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来，有人告发他结合吴佩孚，想推翻北京政府，所以，北京方面已经密电南京方面，要缉拿他。其实他也明白，真正的幕后推手还在南京方面。尽管离开南京后，从不迈入南京一步，以避嫌疑，可是，他的对头仍不放过他，非要置他于死地。没有办法，他只好把家搬到外国租界内的恺自尔路瑞康里262号。过了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北京当局沟通英捕，要将他逮捕引渡。尽管这段时间以来，他也自知有人要算计他，可他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仍然不断地频频出去会友聚会。他的太太多次劝阻于他，仍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在这两天，发现在他的住宅附近总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活动，他自己在窗内也亲眼看见，这才加强了戒备。他托人探询，得到确切消息，说交涉捕他的密令来自北京，由南京方面执行。听到这一消息，他立即给江苏督军齐夑元写信，质问为什么原因而逮捕他？不久齐的复信到了，力辩无交涉拘捕的意思。白坚武当然不会轻信齐的话，他给齐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让齐明白，他白某人并非毫不知情；而且让那些捣鬼的小人们也明白真相，不必两头捣鬼了。后来齐夑元得到探报，说白坚武在上海代表吴佩孚从事反对江苏督军的活动，就托人来找白坚武疏通关系。白坚武知道又是有人恶意诬陷，立即复函，“告以真伪于内“，并为吴佩孚辩诬。

尽管如此，他仍是加倍小心，几乎不敢出租界一步。这对喜动厌静的白坚武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余自为魔伺以来，精神苦，难告慰。”“余日来陷沉闷之境，有身欲奋飞病在床之苦。”他只得时时告诫自己，“凡处逆境者，一切均宜脱弃得开，实则神经捐除痛苦，往往于道德上发生问题。困苦艰难中逃得出来方算得人也。”

但是，白坚武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消沉下去，他照样与友人谈论时局，探听外界信息，照样吟诗作赋，照样饮酒聚会。年初，有一份名叫《正报》的报纸，因为登载的内容，被人挑拨诬陷，遭到法国捕房的干涉，经理人梁晋朴被拘押，并罚洋100元。白坚武听到此事，拍案而起：‘“以政治关系托于租界，而为二三外奴所弄，可叹也！”他立即与身边的友人共同为报纸捐款，并写信给外地的朋友，动员他们也为《正报》捐款。从这件事上看，在他身上还是表现出一点民族气节的。

白坚武居沪以来，一直有各种身份的人劝他赴洛阳襄助吴佩孚，吴佩孚也多次写信召他前往，吴佩孚甚至让人给他送来名誉高等顾问的聘书和400元大洋。而白坚武将聘书收下，却不肯收钱。吴的代表反复纠缠了好几日，他才暂时收下。当然，他仍以时机未到为由，不肯奔赴洛阳，“以今日公私而论，均无西行之必要。况其中促成者别有种种作用。余安能冒然一往耶？”但是，他不去洛阳并不代表他不肯帮助吴佩孚，他时时刻刻关注着吴佩孚的一举一动，频频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且，他对自己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相当自信，“彼吴子玉人非木石，当有感悟。即现在不纳余言，第二步亦非据余所示不能度厄；脱令不然，是以终败也，已较之冒昧一行所得实多”。

那么，白坚武为什么屡屡拒绝赴洛呢？他只强调说时机未到，那么，他究竟等待什么样的时机？在他的日记中没有详谈，也无其他可信的资料说明；不过，按照白坚武的性情和处世风格，应该是基于以下的考虑：一是避谣言，免使吴受拖累。社会上一直有谣传，说吴白联合反北京、反南京，此时如果白坚武赴洛，会不会贻人口实？二是待价而沽。大凡想有大建树者，往往会选择最关要的时机出山，用股市的术语说，就是在行情低迷的时候进去抄底，这样才会建树迅速；三是他对吴佩孚仍有诸多不能苟同之处，比如白坚武主张不能轻易用兵，“其所以成者，即其所以败者”，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奈屡以斯言感吴子玉，而子玉嗜兵如嗜家常饭，然渐端见矣，余又安知其终也？”

当然，话虽如此说，但为了帮助朋友，同时，也为自己前途打算，最终，他还是出山了，不过这已是1922年底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