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5）

（5）

就在白坚武与吴佩孚欢乐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李纯在南京却几乎是焦头烂额。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期满下台后，徐世昌继任大总统。李纯失去冯国璋这座政治靠山以后，仍然坚定地调停南北战局。1918年10月23日，李纯电广东军政府岑春岑，再主南北言和；11月2日，岑春岑复电，称议和首先要使南北处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所以，李纯又电徐世昌，南北言和应“法律事实兼顾”。经李纯反复调停，12月5日，北洋政府定南北和会名为“和平善后会议”，南方政府随即也表示同意。

为了尽快促成南北和平会议的召开，李纯派白坚武到上海各方联系。12月7日，白坚武抵上海后，几次会唔孙中山、唐绍仪、戴季陶等人。14日回到南京，白坚武向李纯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白坚武，不但对和会不抱希望，对李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居要路者往往不愿闻逆耳之言，然其失败恒伏于此。余年来关于根本之计，不恒渎于当局之耳，遇节要所关，固不得不珍重述之，以尽公私之义也。”12月25日，他又给李纯上了一函，内容有四点：“1，对京宜留自身余地，不可被陷，为人受过；2，对沪粤内情宜洞鉴，及时披露；3，实作中坚地位，不必定执会议地点，有决心有办法定收成功；4，征伐武力主义，发扬民治精神。”这封信写了一千多字，虽然白坚武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依旧将信交给了李纯：“明知实行无望，然希望所在，不得不尽吾心耳。”在李纯的调停下，南北和平会议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幕。但是，白坚武对此已不抱任何希望：“两方都无诚意，不胜不败之局，开此糊涂会议，无非两方当局交换权利，而根本之和平不现，又酿今后之祸根，扰乱世界和平”（1919，1,5）。职责所在，白坚武仍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李纯特意成立了参议厅，以便筹办和会、审议事件，白坚武被委任为法律参议。1月10日，白坚武奉李纯之命，再赴上海，“慰访民党及建立和平会诸人”。在上海，又一次拜会了孙中山、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然而，这些人的态度，更加深了他的失望。尤其是最重要的人物孙中山和康有为。“孙中山不明政情，相去甚远，而光伟照人；康则一腐败古董耳”（1919，1,11）。白坚武离开上海，又立即赶赴京津，遍访各界人士，转达李纯关于“联集第三者团体”的意见，“余本不赞成，代表而已”。现在白坚武已是在说着违心话，干着违心的事了。

为了使会顺利召开，李纯委派白坚武常行往沪，接洽和局会议等事。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终于在上海开幕，但是，会议期间，因为陕西靖国军和北洋军战事未停，会议要求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北京不允，于是和会中止。白坚武看得很明白，此次和会失败，名义上是因为陕西战事未停，其实南北双方都是各自揣着自己的心眼：一方以再令停战搪塞，另一方则以撤换陈树藩退回援陕军队相要挟，双方要求差距太远。“余意大局当求根本解决，陕事即暂决，可乐观乎？”果然被白坚武言中。3月30日陕西战争停止；4月1日，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南北和会，李纯主张由旧国会完成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新旧国会均撤，另行选举。但是，此建议却遭到安福系的反对而作罢。

和会失败后，3月23日，白坚武又给李纯写了一封长信，为其出谋划策：“而解决国事上策，自为先发领袖，请合肥下野；中策厚结强援于吴子玉，吴先发而自为其应；并陈厚结之条件：一饷需上之援助，一精神上之保证。”然而，李纯又一次令白坚武失望了，“李督请谈，余谋不能用，但以巧易成功，公私结局殊不了耳”（1919 3 23 ）。

此时的白坚武对李纯已经非常失望。于是，他将希望的目光转向了心仪已久的吴佩孚。

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白坚武于第二天晚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此事件：“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语气间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北洋政府的愤怒和对学生的同情。5月6日，他通过自己的好友、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建议吴佩孚通电全国，主张挽回国权，惩办卖国贼。5月7日，京、宁、沪分别召开了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出席南京国民大会的有15000余人，提出三点要求：1，力拒亡国条约，不签字；2，电京释放被捕学生；3，提出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5月8日，白坚武专门拜访李倬章，并代拟致吴佩孚申稿，讲述京、宁、沪国民大会情况，请吴佩孚应时讨卖国贼，解决国难。5月10日，又代李倬章致吴佩孚电，特意说明：“在亡国问题非仅青岛，根本之计应清内奸。”可是，有关当局为了封锁消息，断绝通讯，电报根本发不出去。这让白坚武更加愤怒：“两日来电报不通，谣言顿起，无法律之国更从何处求自由矣！干涉电信自由不过其一端耳。”5月19日，为和会事白坚武再度赴沪。5月25日，在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举行的旅沪顺直同乡会上，白坚武以个人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此次交涉失败，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历述军事协定内容及蒙满四大铁路（胶济 济顺 高徐 南浔）无限延长，诸路权之断送。中言救急办法；不卖货、不装船、不用钞票外，尤须断绝日本原料。根本觉悟，则须知国内有张邦昌、李完用、吴三桂其人；末言吾直军人尽全国军人过半以上，商界聪明，才力不下于各省，本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义以毅勉之。”听了他的演讲，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一直到6月份，白坚武还仍在密切地关注着五四事件的发展。6月4日，北京军警捕演说学生400余人，步军统领王怀庆用非法刑具拷打学生，引起群情愤激，上海商界全体罢市。身在上海的白坚武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6月7日，他回到南京后，即患重感冒，6月8日，病情稍轻，便致函李纯，再次重申请李纯应时而起的意见；晚上，又亲自拜会李纯。可是，谈了两个多小时，却失望而归。自16日来，江苏的镇江、扬州、苏州等处相继罢市，南京也因罢市导致10多名学生被殴致伤。9月10日，工人罢工，人数达到10万之多。在种种压力之下，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徐世昌也一度向新国会辞职，但被挽留。至此，各方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

通过这次事件，白坚武感慨万千：“以手无寸铁之学子可以倒曹、章、陆；以不肯多事沉默退守之张季直氏而定徐、段以主犯之罪名。西南群帅乃甘居降虏，竞权趋利。今试分解，南北当局之衷曲有以异乎？”最后，他得出结论：“故知国民之事，非国民莫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