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6）

（6）

1919年下半年开始，白坚武的心情变得一天比一天糟糕。这种灵魂的痛苦，基本上都是因失望而造成的。

首先是对时局的失望。自从李纯首倡议和以来，基本上都是委托白坚武在主持。白坚武也不负使命，全心全意地四处奔波游说，然而，随着对各方情况的日益加深了解，他对和谈的前途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正如他年初日记所说的，“双方都无诚意，不胜不败之局，开此糊涂会议，无非两方当局交换利益。”他读过《新潮》杂志上一篇《白话文学与改革心理》的文章之后，进一步引申道：“余年来深悟政治以及各社会内幕，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凡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不容有调和，政治社会更无论矣”（1919.7.10）。他甚至气愤地骂道：“如此终谈和局，则南北统不是东西！” 其实，和谈各方也都是心知肚明，不过，为顾及社会舆论，表面上谁也不肯做破坏和谈的元凶。而作为和谈的首倡者李纯，却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坚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自然是痛苦的：“凡事明知其无望而犹做敷衍之举者，在心里至为难过，其痛苦更不能以言喻矣。”

其次是与李纯政见不合。白坚武当初投到李纯麾下，是抱着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他却发现在对形势的判断上，自己与李纯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尤其是眼下，他的多次进言，几乎都被李纯弃之不纳，这就更增添了白坚武怀才不遇的痛苦。“言而不用，说下天来等于零也。” 白坚武本来是个心气很高的人，愈发不能忍受这种被冷淡的感觉，胸中难免会产生怨气：“大丈夫生乱世不能建树事业，寄居竖子下，精神之苦痛为何如？此余之所以病也，此余之所以愧也！” “日来深以接近官僚为苦痛，此辈罪孽深重，毫无希望可言。日以假面具相虚与委蛇，其苦为何如乎？逆性之事，未有能久者也” 。有时情绪竟激烈到看谁都不顺眼：“仆仆长途，眼中皆竖子也，乌足与谋。”

白坚武自然也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尽管自己的建议屡屡被拒，但该说的话照样要说，该提的建议照样要提，“尽管今日大抵劳而无功，尽吾心而已”；有时甚至不惜犯颜直谏，据理力争：“午后，与秀督力言根本问题，以去就争之。”居然以辞职来要挟上级，白坚武的性情与态度激烈可见一斑了。当然，准确地说，这倒不是以去留相要挟，事实上，在他心中早已萌生去意，“然于此益知其不能成事，归途决心提出辞职书” 。1919年7月，东北日军与吉林驻军屡屡发生摩擦，战事一触即发。此时，吉林代表陈叔川来到南京寻求，白坚武接待了他。本来，作为李督的幕僚，白坚武应该积极引见李督，谁知他竟然“余劝以赴沪筹意中办法，久居此间无为也。”第二天，就与陈叔川一起到上海，“筹商应援事”去了。这几乎等于是要另起炉灶单干了。此后，白坚武一直在关注着吉林方面的情况，多次与吉方和其他有关人员商议解决吉事办法，只不过不是出于宁督的命令，而是他的性格使然罢了。

李纯派他往湖南一行，其时，吴佩孚正驻军湖南。吴佩孚向来是白坚武所佩服的人物，他很愿意见吴，所以，很高兴地就出发了。自9月29日启程，绕道香港，抵达衡阳吴佩孚驻地时，已是10月16日了。他在那里与吴佩孚多次深谈，并广泛接触有关人员，商议“大局局部拯救办法”。他深为吴佩孚的魅力所折服；也就是在此期间，他才下定决心回南京之后提出辞职的。与对李纯的失望相反，他对吴佩孚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在他写给吴佩孚的诗中表现淋漓尽致：

天末无消息，河山有泪痕；

来辕妨再谈，往事不堪论；

正气通衡麓，流光送国门；

故亭新望岳，时已近黄昏；

世乱才难用，时危节易迁；

生天闻有数，成佛乃云先；

莽莽无完陆，滔滔付逝川；

蓬莱天下望，丹史待名贤。

又是“正气通衡麓，流光送国门”，又是“蓬莱天下望，丹史待名贤”，可见白坚武对吴佩孚是寄予怎样的希望了。

10月29日，白坚武告别吴佩孚回南京。吴佩孚亲自为他饯行，并赠一大幅自己画的竹图。归途中，“余偃卧舟中思，凡当局无信义而狡猾者，必不能成事，泰半自误；同之共事者，亦不可不慎虑自处。余年来甚稔此中痛苦，尝以当义而行自定，余中去留听之，不为此辈哓哓所动也。”湖南一行，使白坚武下定了决心，决意要与政见不和的李纯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