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9）

（9）

在直皖战争开始之前，白坚武就与吴佩学有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几次亲往吴的驻地探访，平时更是频繁地书信往来，一方面是互通讯息，二是交换意见，因此，吴对白坚武的才干颇为赏识，多次邀白加盟自己的幕僚。直皖战事甫开，吴已深切地感到白坚武的眼光之敏锐，战略之精审，“吴子玉大佩余论，并坚约往助”（1920，7，6）。可惜，当时白坚武虽然知道“金陵气尽，不能居也”，但当时尚有疑虑，未能前往。后来，形势的发展益发证明了白坚武对时局判断的正确，也就更增加了吴佩孚坚邀白坚武加盟的决心。不但频频地以书信相催，而且多次派专人来请。这在白坚武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8月14日：“孙汉忱代表吴子玉偕鄂王督代表魏廉溪来宁，接洽卢浙督事，并代吴子玉敦约赴长辛店一行”；

8月15日：“早约鄂王督代表魏濂溪、吴师长代表孙汉忱来寓午饭，并约李实忱陪。决赴吴子玉之约，托实忱达意宁督，以释其疑”；

8月16日：“早九时，往下关拜访孙汉忱、张子武、魏濂溪，并送行车站。孙、张临行犹促余践约长辛店一行”；

8月20日：“接京来电，署名系孙丹林，代吴子玉师长敦促就道”；

8月24日：“收到孙汉忱漾电云，已电劝李倬章赴保专侯。促余即日首途”

……

此时的白坚武已打消了顾虑，准备到吴佩孚处一行；之所以迟迟没有上路，是因为李纯的苦苦挽留。李纯此时早生悔意，故用尽千方百计想留住白坚武。此时，有不少人劝他不要走，连白的恩师兼好友孙伯兰也来函，“劝暂居宁，不可决去”；白坚武也认为“余之去亦不尽为形式的，急决问题不能入而即去”（1920，7，28）。虽然他去意已决，但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死死得罪李纯，“吾人对无望不合之方，转悟圆脱为得当。人之处世，刚者必济之以柔。余尤宜如此”（1920，8，15）。

没有人知道李纯此时心里究竟作何想法。他对白坚武的苦苦挽留，既不是出于双方感情的牵绊，也不是愧悔于以前没有很好的礼遇白坚武。显然，此时的李纯不但对白坚武失去了信任，恐怕连好感也没有多少了。因为近日美国人索克斯及胡适都曾告知上海方面，说白坚武已被监视，不能自由行；白坚武也明白“谣诼不谓无因”。那么，究竟是谁在监视白坚武呢？当然，白的周围确有不少对手，他们利用一切手段诋毁和陷害他，这一点，白坚武也早就感觉到了，并且数次予以反击；但是，监视作为李纯身边人的白坚武，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轻易决定的。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李纯了，起码是得到他的默许的。在这样的处境下，白坚武已没了退路，不走也得走了。但是，也许是怕放白坚武一走，等于是放虎归山，对自己不利，李纯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甚至不给白坚武告别的机会，这让白坚武十分气恼：“余早欲北行，而当局以病不能见，官僚之技俩几令人忍无可忍”（1920，8，20）。最后，虽不愿得罪李纯，但白坚武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当局久病不能见，嘱转达不能候也。余之忍耐至此告一结束”（1920，8，20）。

就这样，白坚武与李纯连面都未见，即于8月26日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长辛店的路途。然而，令白坚武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别竟成永诀：一个多月后，李纯自杀身亡。白坚武闻讯，慨叹万千，“余自赣至苏参其军幕者四载，余之言渠无听。前者京保之战，余与之张目，冲突尤甚；北来之际，渠对余更致不满。一旦契阔，以私交言之，惟有怅怅其走小径之自误耳。噫！”1920，10，12 ）过了几天，他见到李纯的遣函手迹，更是慨叹其“生也可恨，死亦可怜”。他托人送去自撰的挽联；天下事尚可为也，公奈何捐躯一死，殉遗魄沙虫猿鹤之林，回首英名惟涕下；古今人岂相远乎，昔尝闻击楫中流，望羽书虎踞龙蟠而外，伤心往迹哀江南。

然而，白坚武此次应吴佩孚之行，并不顺遂。

他于8月26日登船离开南京，几经辗转，来到郑州。而此时吴佩孚已去保定；于是，在李倬章的陪同下，白又登上京汉列车北来，于9月1日到达保定。二人一见面，吴佩孚自然对他礼遇有加，接连几日促膝长谈，“谈甚契”，“子玉师长尚能彻悟”。但是，随着同日吴佩孚赴天津而使情况起了变化。

直皖大战结束后，吴佩孚更加志满意得。9月1日，他发出通电，提议召开国民大会，共商国是。此电一发表，即引起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却遭到徐世昌和张作霖的反对。尤其是张作霖，直接找到曹锟兴师问罪。老奸巨猾的曹锟声言自己事先并不知情，还表示将劝吴佩孚撤销主张。事后见到吴佩孚，曹锟劝他去天津一趟。与张作霖沟通。9月7日，吴佩孚赶往天津，为的就是此事。白坚武对此颇为敏感，他清楚天津的情形，认为天津宵小结党，“燕雀处堂，愚继以诈，情殊可恶”。果然，吴佩孚回到保定时，已改变了主意。“然因渠（吴佩孚）天津一行受恶官僚及政学会疫气，外感殊为隔膜，力持旧约法，召集新国会统一之一说。余开导再四，尚未彻底明白。宵小之祟，误人正复不浅”（1920，9，12）；至于曹锟，“更昏迷不得要领”。13日，白坚武接着与吴佩孚交流。谈话结束后，李卓章告诉他，“子玉意乃转，对客有根本之言”。

虽然如此，白坚武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此时自己周围的敌意。不但是吴佩孚身边的部属，就连曹锟也感到白坚武是个危险人物。为了不使自己与吴佩孚之间的这份友谊受到伤害，白坚武决意离开保定。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此时他已清楚地看到，直奉之间的决裂已势不可免，“奉军蓄势已取包围京直而控制江淮；曹（锟）李（纯）昏愦，败不足惜，当局中之可惜者为吴佩孚耳，然知而不为，与不知等”。带着这样的遗憾，他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作最后之忠告”。在与吴告别时，还再三“告以抱定主张，宁沉默勿妄发言，误入迷途，自陷人格”，然后，登车离开了保定。

白坚武离开保定后，来到北京，在这里访友、饮酒、吟诗、游览，过了几天清闲日子。9月28日，著名学者胡适之通过李大钊，约白坚武见面叙谈。见面之后，白坚武在日记中写道：“胡神采清爽奋发，一灵活青年也，今虽寄身学界，未必以教授终其身。凡有政治欲望之人，终不能常以清净生活为满足。”后来，胡适投身政界，官至考试院长，足证白氏之言果然不差。当然，白坚武这番话虽是在说胡适，可在局外人看来，又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