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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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佩孚的失败，白坚武似乎早就有预感。1924年大年初一，他在北京与前来拜年的友人谈天，朋友谈起吴佩孚的未来前途，他就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虑及洛阳之未来，天人各居其半，余唯有竭尽智虑而已”。

为了打好直奉这一仗，吴佩孚特设了军事参议处，任命白坚武为总参议；参议处下设六个组，其中包括财政组和外交组来协助解决外交、军械和军饷问题。但是，一开始白坚武就感觉非常不顺利，比如外交方面。英美始终支持吴佩孚，这一点没问题；没有把握的的就是俄国与日本。俄国在这次战争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原因是俄奉之间曾签有条约。白坚武便去做俄国大使加拉罕的工作，他告诉加拉罕：张作霖其实是横于中俄间的障碍物，中国除去了张作霖之后，俄也应取缔帮助张的俄国白党，中俄双方应相互合作一帮助。但几天过去，俄国人对合作问题仍含含糊糊，没有确切答复。于是，白坚武告诉外交部，就所谓的奉俄问题向俄国正式提出抗议；令白坚武最伤脑筋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早就对东三省垂涎欲滴，所以它一直支持张作霖。白坚武知道，虽然日本人声称中立，但绝对是假话；但他还是动了一番脑子，并把吴佩孚的日本高级顾问冈野请来做日本方面的工作。经反复交涉，最终日本人答应保持中立。虽说属于表面文章，但能真正做到暂时的中立也是好的。

军械问题也不小。虽说这几年吴佩孚曾向西方国家订购了一些武器，再加上汉阳和巩县两个兵工厂自己生产了一批，但是距实战要求仍然不够，于是，只好向晋军阎锡山求援。阎锡山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油子，虽不敢公开得罪吴佩孚，但也不想给他太大的帮助。最终，只答应给60万发子弹。

军饷问题就更让吴佩学挠头了。此时的国库空空，而且债台高筑，无钱可拨。10月5日，白坚武在日记中大发牢骚：“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所谓“金法郎案”，是指法国要用已贬值近废纸的法币“金法郎”来偿付庚子赔款。这个计划，一直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而此时的财政部长王克敏，想借此发财，就向曹锟重提这个方案，要以上亿的国家负担，来换取千百万元的军饷，也籍此逼吴承认此案。吴佩孚闻之大怒，声称要枪毙王克敏。实在无法解决军饷问题了，吴佩孚想出了一个绝法：10月9日，白坚武让自己手下的财政主任谢宗陶出面，约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裁强行借款，不同意借款就不允许离开。没有办法，最后两家银行只得各借60万，共计120万，这才解决了军饷问题。

最让白坚武感到后怕的是，到了前线，他差点成了奉军的阶下囚。那是10月13日，吴佩孚带着大部分部属，坐战舰开往葫芦岛、营口前所轰击敌人后路，大本营只留下白坚武留守。白坚武非常不满，他认为这种“虚击之策”本来就不应由总帅亲去；即便亲去，也不应该把重要的职员全部带去，只留下自己这个无军事职责的总参议坐守大本营。结果，吴佩孚一行走后，石门、长新店等阵地相续被奉军占领。奉军一直进攻到据直军大本营只有十几里的地方；而直军又无援兵可用，一时间，大本营内人心慌慌。白坚武强自镇定，安抚人心。恰在此时，14师的一个团赶到，白坚武以总司令的手谕要其应援，可该团长居然以未得到师长命令，抗不奉命。白坚武只是干生气，却无办法。幸亏奉军不知底细，未敢冒然进攻，大本营这才未失守。随着战争的进展，终于因冯玉祥的叛变而导致直军大败，白坚武也从而结束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巅峰时期，随着吴佩孚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他自1915年就开始并一直没有间断的日记，也于1924年10月22日戛然而止。等再重新开始记日记时，已是1927年的9月了。

后来，白坚武对这场战争的惨败有过深切的反思。他认为，此次直奉之战之所以失败，冯玉祥的倒戈固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另外还有三个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反思。

一是内部分裂。过去直军之所以屡收奇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吴佩孚的出奇制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锟的信任。第一次直奉大战之后，直系可以揽持中央时局，所以，曹锟当总统的欲望突生，并且要在短期内实现。因为顾忌时局，吴佩孚对此颇不赞成。但曹的欲望太强，他身边的那些人又一味怂恿，结果，曹吴之间竟因此心生芥蒂。曹锟当上总统后，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实为监视吴佩孚；后来，吴令冯部援闽，曹锟却让他入拱京师，为日后冯玉祥的政变埋下了种子。吴又甚为爱惜名节，顾及曹锟而不肯揽权。白坚武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年开始恢复法统时，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吴的身上，惟有白坚武“独自沉默，不发一语”，是因为他知道“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师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此次的惨败，足以证明白坚武的眼光不错。、

二是不谙远交近攻方略。远交近攻的说法来自于秦始皇。当初，六国对秦都深恶痛绝，但最终都被秦国一一消灭，所为者何？就是因为秦始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直系执政以后，因为晋、鲁均为心腹必争之地，本应该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相机对奉；这样，即使内部有变，也容易平复。可是，曹锟对此毫不在意，吴佩孚虽说有所省察，但亦为曹锟所误。因此，对奉战时期，冯玉祥一倒戈，援军都被山东和山西方面阻援，以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惨败。

三是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直系的人材原本就缺乏，尤其是自湖南北归以来，直系渐渐由统治局部进而主持全国，旧的军官大部分已升迁，到处都是骄逸朽腐之气，而又不肯补充新鲜血液。曹锟自不必说，即便吴佩孚似乎也未悟到这一点，所用人才，不是同籍老乡，就是沾有各种关系；而从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一直不肯重用，结果大部分跑到奉军去了。这样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

白坚武认为，上述三点才是吴佩孚致败的根本原因；另外，白坚武还认为，此次的失败，吴的参谋长张方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方严未经请示，擅自向第二、三路军发电，称“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两军延迟不进所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其实，二、三两路本来就应观望，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张方言如果不发此电而导致严重后果，则奉军损耗已十有七、八，再战两三天，直军一主动出关，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但张方严电一发出，使冯玉祥倒戈意向确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另外，当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率军讨伐时，直系的实力仍在；可是，吴一离身，前方各将领却都擅离军位而逃，致使全军一溃不可收拾。“大而疆帅，小而兵官，竟无明正负责之人”，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