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在北洋法政学校

——白坚武研究（3）

1907年7月1日的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周用大幅篇幅刊登了北洋法政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中说：

　　“本学堂北洋大臣袁立案创办，分专门简易两种。简易科又分绅职两班。现在学堂业经落成，除绅班须藩台按属考定，现正咨请报考取各绅赴津报到外，所有专门学额200名，简易科职班100名，亟应如期招考。为此将本堂章程撮要广告，凡有志入学者，于六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先行遵章报名，听候定期招考。过期不收，切勿观望是幸！”

　　于是，白坚武辞去了教习职务，积极准备报考，结果一考而中，顺利地被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录取，开始了六年的学习生活。

　　对于白坚武来说，在北洋法政学校求学的这段经历，在他的人生当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清朝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很多社会精英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彻底底的社会变革，中国将永远没有振兴的机会。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顺应民意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的宝座也终将不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实行宪政。

为了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袁世凯于1906年创办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造就完全政法通才”，专门教授高等法律、政治、理财方面的课程。幸运的是，白坚武在这里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感于国事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而考进这所学校的。由于志同道合，两人由同学而成为最亲密的知己。在这里，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知识，接触到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通过他们所学课程就可以看出学习任务的繁重与知识面的广博。正课的课程包括：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论、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每周课业高达36小时；学生刚入学即由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第一学年每周12小时，第二学年9小时，第三学年6小时。这种训练是十分严格的。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们在思想倾向上是比较统一的，而且还有自己的组织，即北洋法政学会。该学会有自己的出版刊物《言治》，李大钊、白坚武都是学会的重要成员与撰稿人。他俩的早期文章基本上都是先发表在《言治》上面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们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孙洪伊，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与提携。孙洪伊，（1870—1936）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伯兰。曾入袁世凯幕。清宣统三年（1911）任直隶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与汤化龙等在上海组织民主党，旋参加进步党，为首领之一。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候补委员。1910年，正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李大钊、白坚武等人，参加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运动，孙洪伊结识了他们，时常交往，一起议论时政。孙洪伊是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也是校董之一。他对李大钊和白坚武十分赏识，并给予细致的关照。作为同盟会成员之一，孙洪伊参与了辛亥革命。在这期间，白坚武与李大钊受孙洪伊的影响，也积极弃走于秘密革命团体之间，并一度加入社会党；后因对社会党人深感失望，遂中途退出。白坚武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参加的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在孙洪伊的带领下，参与与组织了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庚子事变后，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奄奄一息的统治，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预备立宪，就是诸多措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继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境内，又进行了日俄战争。所以，人们都认为日本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俄国的失败，则是由于固守君主专制主义；而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在这种背景下，朝廷才不得不宣布“仿行宪政”。但是，朝廷虽然这样承诺了，但由于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必然要尽量拖延立宪的步伐。激进的立宪派不满于朝廷的绕圈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立宪的核心问题，即开国会与实行责任内阁。在民权要求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先后三次掀起了请求早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三次请愿的领导人都是此时李大钊与白坚武的精神导师孙洪伊。

　　第一次请愿，是在1910年1月20日。16个省的代表55人聚集于上海，经过协商，由直隶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带领33名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在一年内召集国会。清政府尽管没有追究请愿参与者的责任，但依然婉转地拒绝了请愿的要求。人们当然不会甘心，发动了第二次请愿。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这次发动的签名者高达30万人，李大钊与白坚武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然而，这次朝廷的答复是：“仍俟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宣谕甚明，勿得再行渎请。”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七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九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

　　一般史书都记载此次有三次请愿活动，实际上还有第四次。第三次国会请愿后，由于清廷宣布提前至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从而引起地处边陲，外患日亟的东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坚决反对，于是，又发起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2月15日，当第四次请愿的东北代表途经天津时，天津学界大中学生及旅津学生1300余人集会。大家认为日俄势力扩充，东北危机严重，非即开国会不能挽救，决定进行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这样，旅津学生联合会组成了“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公推温世霖为会长。事务所设在直隶自治研究总所内。天津一时成为“立宪”活动的中心。

　　12月19日，天津各学校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议定办法，推举代表。当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推定李大钊、白坚武、胡宪、徐铮、蓝鸿翥等八人为代表。许多同学踊跃签名。有的同学用刀刺臂，在白布上用鲜血大书“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标语。对此，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当时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开会，同学秦广礼断指写血书，激扬民气。同学孙可君断肘，大家非常激烈。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当时“政治运动分二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是日晚，各校代表又在直隶自治研究总所开会，决定第二天举行即开国会请愿游行。20日，共计有两千学生集合广东会馆，公推天津温世霖为总代表。然后，由温世霖率领大家，前往直隶总督署，派代表与直隶总督陈夔龙交涉，直至陈答应立刻代奏国会请愿书后才离开。请愿书上签名者3859人。天津学生联合罢课和游行，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接着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通电全国，呼吁各地迅速行动，支持天津学生的斗争。但是，最后清王朝不但拒绝了“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而且还指令陈夔龙镇压了请愿运动，并于1911年1月7日，将温世霖押送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在这场运动中有关白坚武的情况，高一涵曾经回忆道：“清末，立宪运动，请求开国会运动，在天津以咨议局议长温世霖为中心。守常率北洋法政学堂学生，赴督抚署请愿，致遭当局之忌。温世霖被捕后，人心益激昂。守常运动天津学生以罢课要挟，而当道益恨之。后遇世霖判往新疆充军，守常率全体学生往送，几被捕。由是守常益著，有北洋三杰之称。北洋三杰者，李守常、白坚武、张泽民也。”白坚武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二十五岁，伏期来京朝考，第二等。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困焉。余与李君守常均待之，后竟无事。”在这场运动中，由于惹恼了官方，竟以军队包围了北洋法政学堂。白坚武与李大钊等人一道，临危不惧，率领同学们积极开展了护校运动。官方慑于舆论，终于未敢动手，“后竟无事”。

　　李大钊也对这四次请愿活动进行了反思与总结。他说：“四次请愿国会于革命成功，颇与以巨大之助力。盖满清政府立宪之闷葫芦，从此一砖打破。立宪之伪面目，从此一手掀翻。国民受此棒喝，乃知与虎谋皮之非计。因此，改易途辙，专致力于破坏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