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33）

（33）

　　方针既定之后，剩下的就是招兵买马了。当然，首先第一位的，还是钱的问题。寓居天津以来，白坚武为钱的事简直伤透了脑筋，如今，要想成就一番大业，离了钱就更是寸步难行。白坚武明白，他所要干的事，没有钱的话，谁会将脑袋别在腰里去为你卖命？“人之生也，不为名即为利。使人也，不给之以官亦须授之以利，名利均无所得而令人奔走效死，世所无之事也，余年来历试无一爽者。能成事不能成事，以此为先决矣。”关于钱的来路，一方面是自筹。3月8日，“筹策万元，分遗各友”；另一方面，就得向日本人伸手了：3月18日，“向晚，收到接济费50000元，分配各人。”这50000元是谁给的？日记里没有明说。但根本用不着说，要不让日本人掏点钱，怎么能叫“经济提携”呢？4月22日，“存资中、交二行共五万元”，这五万元估计也不是自筹的。因为参与此事的人们大都眼巴眼望等着要钱呢，谁又会从自己兜里掏这么一大笔钱？

　　有了经费，就好招兵买马了。途径有三：一是白坚武拉自己过去的好友下水。在他的游说下，多年好友有不少被他拉了进来。当然，有的人就不听他那一套，因为人家明白，这可是冒着名誉和生命双重危险的事，不愿也不敢轻易加入。但是，只要白坚武认为这人用得着，千方百计也要把他拉进来。王轶陶是他的多年老友，精于财政，所以，白坚武连续致电要他来津襄助，可王却总是以各种借口推托，弄得白坚武十分不满：“午后，王轶陶来电，告因事暂不能来。余快函相告，一叙之后如不欲合作，朝谈便可夕返，决不相强，何必退避？”第二天，又给王发电，仍促其速来。可等了十来天，仍不见回音。于是，26日“电王轶陶，再不来即绝交。人之畏事一至于此。”居然以断交相要胁，白坚武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弄得王轶陶没有办法，只得佯称太太有病，“少援即来”。30日，再函王速来，后又派专人去请，可王轶陶仍称有事相绊，将去的人打发回来。白坚武知道这又是托词：“专使往约，犹言未能即来，不先不后有事相绊，何巧也？”（1933，4，7）“昨耿省吾自申返，报王轶陶畏懦不前，令人气愤！交友如此，不如路人，余得志必有以革正之矣”（1933，4，11）。直到4月22日，王轶陶才姗姗来迟，白坚武免不得又是一番安慰，促其合作决心。王轶陶如此，其他人也不乏不愿沾此泥水者。“宋唯民、苏少衡俱托故不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援急不可待，交友提擢人何为也？言之太息！” “晚九时，王虎忱来报，称心如太谨慎，事件未成之际不愿来见。余对此事不加强。”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叹“非常之会约友难于讨债”，这个中滋味，大概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二是选定目标，令手下分头游说做工作。这些目标，大都是握有兵权而不得志的军官或各方残部人员。“午后，吕圃芹、杨荣斋商洽何柱国宗旨”（1933，1，6）；“吕圃芹自前方接洽回津。来陈叙一切，杨荣斋叙救国军事宜”（1933，1，10）；“夏凤桐来见。此人醇厚，有才有福，告令必要时来津相助”（1933，1，21）；“金钊与余谈刘汝明、刘汝珍兄弟事，余告之汝珍来时可领之来见，从行决不令之迷途误径也”（1933，2，5）；“晚。杨荣斋介绍毕作民来见，作民前任23师团长，李景林时代任参谋长、军长，籍黑龙江，颇有才辩”（1933，2，17）；“昨，刘金钊来叙刘汝明为人性情，日内介绍其内弟唐某来见”（1933，2，23）；“杨石庵夜11时来叙，云明日返平往许昌，并言及河南宋天才、戴民权两部素有接洽，且在河南占有重要势力，可联络也”（1933，3，4）；“杨荣斋偕石汉章之副官张俊发来见，嘱同往济南晤石汉章（1933，3，5）；三是收集社会闲散人员、游兵散勇。“晚，何庭流领杨佩真来见，人殊机敏，津市下级社会颇有势力”（1933，1，13）；“晚李鹤轩、温佩珊来叙，李无智识才略，惟以包揽为事，人不足取，但尚运用之方无碍耳”（1933，2，8）；“午后，杨荣斋来告毕作民拟往朝阳收编义勇军，请余为之介绍”（1933，2，24）；“夏凤桐偕张绍康来见，据言所部接合各部有6000余人，自热边退至察哈尔”（1933，3，21）；“”晚，王虎忱来报接洽董英斌情概。虎忱精敏慷爽，非常之会深为得力，今晚结为异性兄弟，虽非同胞，实共患难”（1933，3，28）；“王虎忱来，报告马廷福、杨弘果日内均可到津工作”（1933，4，1）。总之，通过各种渠道，白坚武网罗了一大批人员。不过，就连白坚武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员里面，真正的人才并没有几个；但情急之下，得用且用，来不及精挑细选了。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所召集的这些人，确实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毁了白坚武精心策划的这幕大戏。

　　离起事的时间愈来愈近了，有人劝白坚武将家人迁到日本租界里面，以确保人身安全。开始，他嘴还很硬：“余现寓绝不迁移，即无力他移，且亦不必移也。”后来，北平当局得知了白坚武的活动情况，遂下令通缉15人，白坚武被列为被通缉的第一人，他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二天就将老婆孩子迁居了；而且，他让正在上学的孩子也停课在家：“政治革命不涉家庭子女，但无法无天时代不能言原则如何，防人之心不可无，故加以谨慎也。”

　　行动即将开始，白坚武派王虎忱亲到北京，约请时任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秦德纯来津襄助，并分别邀请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沈克、高桂滋等著名人士亲身或派代表到津“共决大计”。但是除了孙殿英派了一个代表来，其余人一个也没到。确象白坚武自己所说的，“非常之会约友难于讨债”。

　　白坚武想见的人没有见到，不想见的人却送上门来。“日代表坂垣少将再三要求介绍军事合作人员一见，余恐误事，屡示谢绝，但伊请竟甚坚，勉为允许。”坂垣介绍的这位“军事合作人员”，原来是原皖系的另一重要人物张敬尧。此人是段祺瑞的部下，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且与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冯系西北军及阎锡山均有来往。日本人认为他是个亲日派人物，就想促成白坚武与张敬尧的联合，来共同反蒋，以实现华北国的计划。但是，白坚武对皖系人物向来深具戒心，2月28日，王揖唐、段宏业、曾云沛等皖系人物在白的朋友曲荔斋家宴请他，他对此顿生疑心，“王、段、曾就近俱有寓所，而必借宴曲家，事出可疑。余以回籍事昨遣价走谢，只好如是了之。”他连喝酒这事都有这么大的疑心，对日本人派来与他进行军事合作的皖系人物张敬尧，就坚决拒绝不见。坂垣再三保证张敬尧已与皖系断绝了关系，此行专言军事，保证无他。无可奈何之下，白坚武只好与他见面。可是一见面，张即提出要由段祺瑞为领袖，其余一概不谈。这样的会谈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白坚武认为，张敬尧其实就是为了侦探秘密而来，日本人是被张骗了，从而妨碍了他的根本大计，所以，他立即给坂恒写了一封信：“事如不成，余不负充分责任。”为此事，他与何庭流、崔祝平等人研究分析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坂垣特意派人持函来解释，再三表示张敬尧绝不会泄露内容，白坚武的心情这才稍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