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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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对于白坚武来说，注定是个重要的年份。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此之前他突然死掉，或者有个什么机缘，他去了中国的腹地或其他地方，那么，他留给人们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从他之前的所想所说、所作所为中，看到的肯定是个忧国忧民、不趋潮流、善于思考、正直敢言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就像袁世凯一样，假如没有最后复辟称帝一节，他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有着丰功伟绩的军人，最起码不会落个窃国大盗、卖国贼之类的千古骂名——同理，假如没有1933年，那么，白坚武也就不会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的汉奸形象了。可是，世界上没有“假如”。白坚武没有突然死掉，他不但活着，而且精神亢奋地一头扑进了1933年的怀抱，这就注定他的人生历史的改变。通过多年的阅历和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他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抑或是中共，都无法挽救中国的屈辱地位；能够领导国家民族自拔自救之人，非白坚武莫属。他在1932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

　　那么，他要等待的机会是什么？他要试的又是什么呢？

　　随着1931年“9·18”事变的发生，日本加紧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准备。1932年，它们扶植建立了以溥仪为首的“满洲国”，曾与白坚武多有交往的郑孝胥出任满洲国内阁总理。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并大举向长城一带进犯，华北局势出现了严重危机。日本人的想法是，像建立满洲国一样，在华北再建立一个“华北国”，作为它们的傀儡政权。在1932年末，日本人派出密使，多次联络段祺瑞和吴佩孚，想请他们出山筹建“华北国”。作为吴佩孚的心腹，白坚武当然很明白其中的内幕。他在193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到同利公司同王芷塘叙政情。芷塘言，日政友会民政党军人派具有密使到津，接洽访询段、吴各方意旨。余意外力未尝不可引借，但视有无作法耳；若如满洲国所为，则除坐待消亡外一无自谋之策，殊不必借外力也。”然而，日本人的游说工作并不顺利，由于段祺瑞不堪日方纠缠，又不愿做溥仪第二，无可奈何之下，应蒋介石之邀，于1933年1月21日由津南下。在南京，他受到蒋介石的厚待，后迁居上海，一生名节遂以得全。段祺瑞走后，日本人的目标又转向了吴佩孚。蒋介石早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用意，故也邀吴佩孚南下，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同时，吴也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并且对外高调发布抗日谈话。白坚武与吴佩孚发生了争论，“晚九时，见吴佩帅谈时情。余反对其主张对日宣战，彼此辩难良久”。白坚武认为，在自知战不能胜的情况下硬要去战，就等同于自杀，负责任的政府是绝不该做此决定的。他认为，对日只能和，不能战，要学清朝对待八国联军的办法，忍辱负重，进行议和。他甚至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中日同文同种上：“对日应言中日以同种同文关系，期达共存共荣目的”。因为各方都拒绝与日方议和，所以，白坚武觉得天降大任于己。要完成这一“大任”，首先要取得政权。加上他对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十分注重，日本人建立华北国的想法与他一拍即合。他认为“外力未尝不可引借”，可以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先搞一个华北独立，进而夺取平津。当然，他也了解“满洲国”的遭遇，如果真如溥仪那样，简直就等于“坐待消亡”。“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他坚持日本对中国“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并多次对日本人阐明这一立场：“晚5时，日领事田中庄太郎来访，谈中日根本关系。余言两国经济扶携为互惠之原则，若言侵略，自方先伏莫大之损害。”。也许白坚武意识到，如果配合日本人对中国用兵，那他这顶“汉奸”的帽子是戴稳了的，所以，他才再三强调日本人只能“经济提携”而不能侵占土地。日本人当时虽也随口应和，但一转眼，谁还顾及对你白某人的口头允诺呢？

　　白坚武在兴奋与焦虑的情绪中渡过了1933年的元旦。这天，他照例与何庭流等人“商洽各事”。晚上，在东兴楼喝酒，座中有北平来的赵某，大发议论什么“中国戏剧之精神”。此时的白坚武可有此闲情逸致？“于日来之心境，实无从容论此悠闲之事，且亦少此情绪，勉自安慰，故有斯谈耳。”

　　元旦过后，白坚武与日本人的交往明显密切起来。在天津居住的几年间，他同日本人总共只有四五次的交往，可是，进入1933年，情况就大为改变了。根据他日记记载，自1月7日与何庭流同访日本领事“谈余之国事宗旨”起，就经常与日本人联系，起初是三天五天，后来就几乎天天见面，甚至一天见好几次面了。他联系的人大多为日本军方重要人员，如三野友吉，时任天津驻屯军少佐参谋，此人专以收集情报、制造事端为事。白坚武居然与他和何庭流三人拜了把子。日本宪兵队长深木，“此人在中国中级社会以下经验颇深，自言在中国六七年之久，中国话也通晓可口”；有吉良一，经常游走于吴佩孚与张辅佐之间……最重要的是，白坚武此间结识了坂恒征四郎。坂恒可非等闲之辈，1931年，他任关东军参谋，曾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后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长、第五师团长、陆军大臣、驻华派遣军参谋长、驻朝鲜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日本投降后，他作为臭名昭着的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而白坚武与坂恒的结合，也注定了他将终生背负汉奸的骂名。

　　当然，白坚武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卖国，同样也不认同汉奸的骂名。在他看来，他的行为不但不是卖国，而是爱国、救国。这在他的日记中频频提及，如：

　　1933年3月5日：余殊念注救国之事，努力尽人事而已；

　　3月15日：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

　　3月22日：天相中国，令展一局面，余自信有救国之策在耳；

　　3月23日：日夜焦虑，唯恐有失机会，不能达救国之志耳；

　　4月1日：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经，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

　　4月6日：（与坂恒）彼此固各有意志，然丈夫重信义，即负救国之任，要当努力耳；

　　4月7日：晚，偕何庭流晤日本坂恒少将，谈极洽，进行顺利，内外均便。若在不能奏效，则上无以对国家，下无以对本身矣；

　　4月13日：长城各口战事日渐危急，而中枢未立，不胜悲愤！时不可失，过此以往，恐无救国之期矣；

　　4月17日：（中方）前方以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待沦亡而已；

　　4月20日：余闻杨济安陈告何柱国、商震两部军队业已溃散，今不急起直追，革新局面，恐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将永为不能救济之局矣。

　　5月12日：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

　　白坚武自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非议，但他认为，只要为了救国，一时浮议全不足道：“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举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亦所不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及至行动失败，他还在为部下打气：“但一息尚存，决当鼓励同志拼到底耳。无最后成功，亦无说是非之一日，大丈夫惟有最后见，安能向俗人辩白也？”

　　不仅如此，他对张志谭、王克敏等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予以愤怒声讨：“向晚，杨不庵来告黄乳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1933，5，16）。他曾亲自起草了一通电文稿，洋洋千余字，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对此文颇为自负：“有此一文，即不成功，余亦可传名千古矣！痛快淋漓，不虚不诬，国民党诸人、张汉卿父子聆之，亦不能不心折矣。快慰如浮一大白！”

　　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篇幅引用白坚武的日记，是想梳理一下白坚武当时真实的心灵历程，以及他究竟是怎样由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叛国者的；同时，也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看看白坚武留给我们的，除了“汉奸”“卖国”的恶名之外，还有没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