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31）

（31）

那么，此时的白坚武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不妨进行一些简单的梳理，或许对他日后的转变能看出一些端倪。

　　白坚武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会轻易去屈从某一个人或某一种观点。他博览群书，善于思考，尽管这思考未必正确，但却是经过自己认真地观察或判断得出来的结论。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可他对传统文化并不盲从，尤其对封建专制有着深刻的不满，以至于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对当时社会上狂热崇拜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也并不特别认同。他十分欣赏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但对西方的贫富分化极不赞同；而且，认为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也习惯地称中共为“匪”，并不妨碍他对苏俄的社会主义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认真地思考，而且对苏联的某些做法也加大赞赏，当然，这也同样不妨碍他对苏联人有着一种本能的警惕。他认为苏联一直对中国有着贪婪的图谋，甚至认为中国“若照此敷衍下去，东北将来决无保存之可能，不吞于日，则亡于俄耳”；他对日本人更是从骨子里予以蔑视，像传统的说法那样，认为中国人是他们的老祖宗；现在日本人反过来欺侮中国，未免有些欺师灭祖的忤逆味道。他对日本人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更是一清二楚，并且有着难以抑制的愤怒。我们不妨来看他写的两则时事短评；

一则为《国民党口外尚有何物》：

国民党宣传讲演，口头上能力大极了！平日的打倒帝国主义，撤除租界，时时听见说，却是打倒的在哪里？撤除在哪里？东北变后，又常常听见说收回失地，誓死抵抗，究竟收回的在哪里？抵抗在哪里？天之生物并不单生一个口，口之为用亦不是用以作伪兴戎的。国民党单有口号吗？口外尚有什么发挥？要请党内诸公彻底的自白。

一则为《诸葛亮自杀》：

国民党训政以诸葛亮自居，以四万万国民当阿斗，但是诸葛亮的集思广益啦，开诚布公啦，鞠躬尽瘁啦，党先生们统不懂。他不下你偏叫他下，他下了你又不上，这个病，那个也病。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党先生们清夜自家问问，到底是哪一位是诸葛亮？没有久假不归的诸葛亮，长睡不醒的阿斗，是之谓诸葛亮自杀。阿斗！阿斗！赶紧起来，不要随着自杀的诸葛亮同归于尽！

　　从以上这激烈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和狂躁的文风，你相信它会出自一向自诩为理性的白坚武的手笔吗？对白坚武略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不论行为处事，还是诗文日记，他都是一个极其理性的人。否则，他就不会被人们目为“小诸葛”，成为风云一时的大军阀们所依赖的“军师”了。之所以突然写出这么两则短评，而且还把它登到《大公报》上，说明他对在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情况下的国民党政府的极端失望和愤怒。正是在这种失望和愤怒的情绪下，他才会去思考和寻找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救国之道。

　　白坚武为了寻找他自己的救国之路，曾经对日本有过深入的研究，托人搜集日本国内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的资料。他认为，日本以一个区区弹丸小国，居然胆敢图谋中国，确属以蛇吞象。从历史上看，当初的蒙古人以自己的武力可以征服全球，可是，因为“以其民族无政治方法，无种植能力”，所以只统治中国八十年多年，就被朱洪武给赶到漠北去了。而现在的日本人，论武力远不如当时的蒙古人，“而其经济殖民能力之劣为人所共见，在天津租界不过五千人，东北不过20余万人；既怕寒冷又无大集合，到处但见夫妇二人开张之小杂货店；此外亦不过料理点及卖淫所耳。如是零度之能力，而谓恃枪杆能发展乎？” 所以，白坚武认为，中国最怕的是中国人内部既不能团结自强，又无自己的策略与方法。“我欲抱持东北不使丧失，亦惟有东北及全国本卧薪尝胆之精神，从速准备正当防卫耳；若说来说去实无所事，是等人即作亡国奴之豫备而已。”“事势至此，急初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然而令白坚武失望，也令全中国人失望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除了高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外，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今日《大公报》载京津《泰晤士报》潘纳尔评日军行动极当，全是强盗行为，要有信义。而中国年耗巨款，全国养兵100余万，到外患之来，乃言不抵抗，言镇静，可谓奇耻大辱之极矣。”他对国民党政府一味依赖国联调停的政策也颇不以为然：“当东北事变甫起，内而振作威信，外而负责交涉，有忍辱负重之当局，早已收回失地，结束事案。乃党府诸人除滥发不负责任之言论外，即依赖虚而无当之国联，一误再误，不可收拾，国之无人，焉有外助？”他认为，国民党的“空谈”足以亡国：“余意国民党必以宣传开会等事亡其党。若彼辈长执政，必亡民国。自该党当国以来，种种会议不知开过若干矣，开者有诚意否？开后有成绩否？今又以国难会议号召矣。东北事变，若有负责之政府，早已结束收回，一误再误，已将成不可收拾之局，乃欲集风马牛不相干之人，使同负其政责，此真未有之奇闻也！夫该党不以训政自居乎？则除训人者外，一般被训者固无参政之程度；此固该党日常所宣传者也，而独于困难声中乃能进与党府诸人同负此误国责任，天下有斯事乎？道谋之后，千秋万世该党遂可减轻其罪案乎？猴性善弄行动，跟乎善弄，莫名其然。”日本人正是因为看准了中国人的这一弱点，才大胆妄为的，“日军攻锦，乃鉴于国际情势之散缓，尤由于国内主持之无人，故彼得毅然为之。古云如入无人之境，今日中国正中斯弊耳。”“前清失守城池者一律处死，用法至严而定法至当，今民国则标榜党治，乃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中央无是非功罪之足言，日集所谓少数党人争权分赃，恬不之耻。以是而言，国事尚可为乎？不禁太息！”

　　那么，面对国内这种情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白坚武认为，最好的应对之策，一方面是中国人应奋发自强；另一方面，不应鼓动人们去盲目拼命：“种种丧权辱国之后，为匹夫之拼命一死，生即无裨，死亦无赎，当局者不应如是也。”他对鼓动学生放弃学业上街游行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学生沿街演说国耻，固为热心，然不有其根本乎？当局励精图治，学生若叫呼一时，过日即忘，荒业失学，怠情流浪，此则亡国之民耳；以此而求救国雪耻，是犹南辕而北其撤也。”对于不少学校组织学生军更是不满：“各校激于对外之愤，起而组学生军趋赴前敌。爱国之心故可取，然揆其本末终不可为训也。学生成军无裨万一，若其一暝不返，则国家之所以造就人才有始而无终，故血气之勇不可恃也。” “近来各校学生动辄集合赴首都请愿，以对日宣传为口号，结局经当局训示数语而归，其愚昧浅妄可笑亦复可悯。青年如此，中国民族前途诚为可虑”；“余固言民族精神运用得当乃强国对外之根本。不则步义和团之后尘，直是自误自杀。义和团何尝无几分民族精神，然运用不得当，遂有拳匪之称。今之不从根本上下报仇雪耻功夫者，而专以口头战日，其自误自杀，去拳匪也几希矣？虚娇浮妄之气不除，自亡之端有余。”

　　在白坚武看来，既然开战于中国不利，那么，就不应该轻言宣战：“弱国逢外患，能战固好，不能战则忍辱言和，以图报于后”。他还分别举了清代庚子议和、苏德签约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当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亡命而逃，李鸿章“以一身任全局之类”，出面与洋人议和，清朝政府才赖以保全；同样，苏联和德国缔结合约，也是“即和其不可避免，毅然负责以缔之，而取效于来日”；现在中国“正须赖此能负责之当局”。1931年10月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三周内从中国撤兵，白坚武对此并不看好：“日来国联公判渐见困窘，最大之希望不过通过限期撤兵，至条件细目须由中日直接谈判了。若始终拒绝直接谈判，陷于穷途，亦非中国之利也……中日结局总归到直接谈判，宁方能运用得宜，就此亦彻底解决东北之唯一机会。达者不失时，亦不拘于小利害，小情面，然后可言其大者。”

　　中日交涉未见效果，报纸上又传出了日本人将在东北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国的消息。白坚武就更加忧虑：“当事变甫起，中央如对内振作威信，免张学良职，对日允相当条件；一面由国联主持公道，一面直接交涉，则事变可以速结，不至出现复辟情况”。然而，复辟的事还是发生了。1932年3月9日，白坚武听到满洲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东北新政权以溥仪之行卜之将成立矣，成立则短期无收回之望。中日交涉结束，在政治上运用其新政权，内部或亦有收功之可能，但党府当局亦恐无此略耳。天下无无成功之事，唯一呐喊者无希望也。”

　　白坚武固然反对日本，也反对国民党，有意思的是，他同样反对共产党，并且赞成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理论：“今日《大公报》载陈竟存《通告国人》一文，以日患、共匪、国民党为国家三害，的为正论。但欲防外患，须先清共匪；欲清共匪，须先倒党府。三害实有相因而至之势。”

　　不满于国民党，又不满于共产党，白坚武认为，自己“在野之身虽无责任可言，然不能忍视矣”，他要寻找自己的救国之策了。他对自己救国的能力是十分自负的：“余数年以来，见民生之凋敝，国之混乱，每尝潜思俯察究所以然，进而斫其原，计其法。使余得政柄，五年可以小成，十年可以大成，自信具有成略可以起行。脱无展行之机，呑恨终身，则长暝之后魂魄不安。非余一人之成败，乃全民族之命运所系耳。”

　　可是，前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