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与他的教育公有论

——白坚武研究（15）

白坚武一生最为满意并引以为自豪的理论，就是他的教育公有思想。其主要内容，都体现在理论专著《教育公有议》里。此书于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白坚武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还有几年从商经历，但始终也未忘情于政治。除了年轻时在北京求实中学当过一段时间很短的教习之外，并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的所谓“教育公有思想”，虽然着眼点是在教育，而最终还是归结到政治上。他的教育理论，是他实现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说到底，也不过是教育救国的一种翻版。

　　他第一次提出“教育公有”的概念，是在1928年初。在他的日记当中，曾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所谓的“教育公有”，实际是相对“共产”而来的。“近代倡共产者所在多有，而倡公才者则未闻也。公才者何？即教育公有之谓也。”他认为，由于唯物论与经济之压迫，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而广大的劳动阶级因为日益感受到贫困，从而越来越多的加入到拥护共产主义理论的队伍中来。白坚武认为“不知共产之为说，乃反乎人类自然之天性，绝对不能贯彻；而行教育公有之方案，则对于贫富阶级将来可以根本打破，是无共产之名而有共产之实也。”他认为，人类之所以产生贫富两个阶级，是因为人的“才具能力之悬绝”，也就是有无“学力”的问题。古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经常有“白屋公卿”打倒“世袭公卿”的现象发生，智愚贤不肖被考试制度所自然之进退淘汰。富贵者的子孙未必皆为智贤，其中的愚劣者因为“不中式”而遭淘汰；而平民百姓的子孙一旦登第，“学而优则仕”，也就进入富贵阶层了。现在的大学制度，是无论贫富，都必须依靠自费入学。无论你如何天资聪明，只要你财力达不到，你就得不到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这样一来，“坐令富者不期智而自智，贫者不期愚而自愚”；由此智愚的判别，也就在贫富阶级之间画了一条永久的线，智者永远智下去，愚者永远愚下去；或者说，穷人只能永远穷下去，而富人则将永远富下去。“天下人类之大憾，孰有甚于此者乎？”政治家只知着眼于劳资问题，企图以此来解决社会矛盾，其实是舍本逐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只有釜底抽薪，也就是推行“教育公有”。

　　“余谓教育公有，乃对于人类贫富问题根本予以解决者也。”白坚武开出的药方是，由国家负担一切教育经费，不论大、中、小学，入学者概不缴纳学费；入大学者，以考试来判定他的天才学力的高下，达不到一定的程度者，一律不准深造；自愿入学而至一学期仍然不及格者，则由国家勒令其退学。针对当下学校经费不足、设备落后、师资不善的状况，他还进一步提出：“救济之法，宜确定其经费，提高其程度，严择中外教授；国内各校庶可以成立专材，而公家之资送出洋留学亦宜优定其资格，限制幼年留学。”他还提出了教育经费的来源问题：“财政之来源，最好以田赋税归地方政府，地方即以田赋税之大部分筹任教育公有之经费；其有不足，或另筹相当税补充。总之，国家政治若入轨辙，为国家为民族百年计行此大方案，经费一节固不为难关也。中外比较，国民负担之额，当彼多而此寡。但彼出之者，比较平均而用之者分配得当，而此则大半偏枯，至用之更如泥沙。”他曾经算过一笔账：假设按每县一所中学计，每校500名学生，每生学费50元，500名学生共计25000元。每县大学生至多为百人，每生学费至多不逾150元，共计不过15000元；而当时实际情况，县中学学生至多不过百名，学费5000元；县有大学生不过20名，学费3000元而已。因此，做到教育公有是可能的。

　　他认为，按照教育公有的理论，贫富一律平等，也符合古代科举制度的精神，这样，贫富阶级就可以渐渐地自然消除。如果中国照此施行十年，必然收到显著效果；如果世界各国都实行此种制度，则可以永息劳资之争。总之，要打破贫富阶级的界限，以经济谈经济，只是治标，属于扬汤止沸；以教育救经济之穷，则是治本，属于釜底抽薪。时下实行的补助贫困子弟入学经费只是从枝节上的救济；从政治上给予考试权也不过是片面办法，不推行教育公有的方案，仍然不是根本策略。也就是说，国家为一切人民创造平等发展机会，剩下的就是看你自己了：“人而发挥其特别之天才以致富，及自暴自弃之致贫，是皆由自由之结果，而公家乃为爱莫能助。”也就是他所一直主张的“平等机会，自由发展”。

　　白坚武对自己的教育公有理论，是相当自信的，既胜过资本主义，也胜过共产主义：如果想建设一个好国家，必须使人民得到“平等机会，自由发展”。但是，“今之资本主义，自由则自由矣，然贫富悬绝，积渐而智愚永隔，绝对无平等之可言；今之共产主义，平等则平等矣，然人者万有不齐，天才学力有上智下愚之别，开始也同，将毕也异。必欲强万有以从同，则自由灭绝矣，且亦万不可能之事也。余之教育公有方案推行，则平等机会、自由发展，国家对于国民，可谓仁至义尽；再加以社会政策调剂现状，国政民性之间，庶合张弛伸缩之道矣。余持此义，自信可放诸四海，俟诸百世，天欲大道之行于天下，余说当有行之一日乎！”“吾人有握政权之一日，誓必贯彻此方案，以为中华民国放一异彩矣。”“余将来有握政权之一日，必提出此方案，以开中外政治新纪元，为亿万人类启一平等之永久途径。”

　　为了推广宣传教育公有理论，白坚武不但逢人就兜售自己的这一主张，还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教育公有议》，通过中华书局总经理周文珊，于1929年出版了单行本。此书出版后，为了“事取公开研讨，不妨多多送人也”，他将出版社赠送自己的样本分别送给了自己的友人以及有关的官员、学者等名流；1931年5月，白坚武随友人王湘汀来到南京。此时民国政府正在召开国民大会，会议起草的《约法》也很注重教育，但白坚武对此颇不以为然，“唯不达到公有难期均等耳。”在友人建议下，他将自己的教育公有理论写成了一份提案《教育贫富机会均等案》，提交给大会。后来被告知，提案已经留党部备考，但公立各校免费暂时未易实行。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白坚武自己也明白，此时的国民政府正被国内外事务弄得焦头烂额，既要安内，又要攘外：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的红军与国内各种反对势力，又要对付外国的虎视眈眈，哪里还有心思去搞什么教育公有？再说，白坚武的这一理论虽有合理性，但也不乏脱离实际的幻想成分。即便政府真的想实行，恐怕也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乐观。不过，不管怎么说，白坚武的这一理论，至今看仍然有不少可供参考之处，也算是他为国人留下的一笔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