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何时也”是何时？

——白坚武研究（19）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组成了亲日的北京伪政权，一些大大小小的亲日分子纷纷跳出来粉墨登场。在北京伪政权任职的大汉奸潘毓桂写信给白坚武，邀请他到北京出任要职，没想到白坚武却坚决的拒绝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何时也？余安可仕！”（《白坚武日记》1937年8月8日）意思是，都到了什么时候了，我怎么能够当这个官呢？

　　白坚武所说的这个“何时”到底是何意呢？按理说，自从1933年以来，白坚武一直希望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并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如今北京已明显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不是正好可以借机出山，大干一番吗？白坚武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没有明说，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后来的许多专家学者也解释不清这究竟是为什么，就连著名的学者朱正先生也说：“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至于为什么与日本人“无法”合作？朱先生也未说。

　　其实，只要将白坚武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梳理一下，就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人侵占中国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国人无不为此而焦急万分。一向关心国家大事的白坚武自然也不例外。但凭着他在国内政治环境里的多年经历，他意识到单单依靠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是无法保卫国家疆土的。“余意目下时局，国民党不可望，过去老人物不可望，虚伪破碎之假统一不可望。脱去此三不可望，而求其所谓可望者乃遥遥无期。无期者尚有望到之一天，为不可望者则永无望到之日也。”张学良曾经想聘请白坚武前往相助，聘书都写了，派万福林为代表前去与白坚武会晤，却仍然被白坚武以“无心参与华北现状”为由拒绝了。

　　白坚武真的是“无心参与华北现状”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一来他对国民党根本就不抱希望，二来他有自己的打算。也就是说，既然所有的人都“不可望”，那么，就得由一向踌躇满志的白坚武出山来收拾局面了：“余数年以来，见民生之凋敝、国之混乱，每尝潜思俯察究所以然。进而斫其原、计其法。使余得政柄，五年可以小成，十年可以大成。”“天相中国令展一局面，余自信有救国之策在耳。”“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志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

　　那么，白坚武的救国之策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他认为凭着中国目前涣散的政治局面与落后的国力，是无法与日本人硬碰硬的。他早在1931年就对日本的军力情况做过专门调查，请与日本人关系亲密的的何庭鎏“托开日军总动员人数”，“日军每师团2万人，现役共计22师团，共44万人，总动员可出精壮200万人；若四十以上年龄之后备动员可出300万人。”由此得出结论是：“吾国若照现状比较，他不必论，即以陆军动员人数亦相差太多，凡事须有备，未可冒然也。”明明知道中国实力与日本人比相差悬殊，却硬要以卵击石，那是对人民、对国家的极大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无备而战，不教而战之国与民何堪一试？退缩固是罪，虚矫亦是罪，不经过卧薪尝胆之长期训练而冒然抒一时之愤，亡国灭种制作人耳。”

　　打不过人家，还要挽救国家，怎么办呢？白坚武想到的办法是：借兵。

　　借别人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他所说的“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是指历史上晋文公借秦兵以还国以及唐太宗偕回军以创业的故事；另外，他还举出了苏联与德国签订和约的例子：“若俄列宁之和德，德之签字协约条件既知其不可避免，毅然负责以缔之，而取效于来日。国民正需赖此能负责任之当局也。”其实，就在当时的国内，依靠外援的例子也不为少数。蒋介石依靠欧美，共产党依靠苏联，张作霖、段祺瑞以及汪精卫等等都是依靠日本人，就连共产党人李大钊也曾经对大东亚主义颇感兴趣。如今，白坚武也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梦想。他要建立一个他梦想当中的“华北国”。他对日本人抱有一种幻想，认为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日本人对中国不会半点情面也不顾。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观念，他才走上了与日本人合作的不归路，以致终身背上了汉奸的骂名。“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朱正《两个朋友》）。”白坚武的想法与日本方面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合作。

　　同样是与日本人合作，但是，白坚武看不起日本人扶持的溥仪的“满洲国”：“余意外力未尝不可引借，但视有无做法耳。若如满洲国所为，则除坐待消亡外，一无自谋之策，殊不必借外力也。”即便在与日本人合作之后，他还声称：“中国人救中国人，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他对当时以汉奸著称的一些亲日分子更是不屑一顾：“向晚，杨石庵来告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这是白坚武私人日记里的话，从未想过公布，所以，应该不是场面上的官话、套话。

　　与日本人合作，白坚武是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的，那就是：只要经济提携，不要领土侵占。也就是说，日本人只能出钱，不能出兵。因为他明白，接受外国的经济援助别人不会说什么，因为别人也这样做；但一出兵，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就像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一样，那就真的成了公开的卖国。所以，在与日本人谈判时，白坚武一直强调他的这一原则：“晚8时半，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鎏、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晚5时，日领事田中庄太郎来访，谈中日根本关系。余言两国经济扶携为互惠之原则，若言侵略自方先伏莫大之损害。”

　　白坚武想得不错，但日本人也不傻，不会围着白坚武的算盘转圈子。果然，没多久，白坚武的几炮没有打响，日本人对他就失望了，对他的兴趣大大减弱，白坚武所期望的“经济提携”也落了空。在他流落东北期间，经费捉襟见肘，甚至到了绝粮的地步，不得不依靠当卖身上的物品苦撑岁月，日本人也不再提供帮助；日本人的经济提携虽然落了空，但领土侵占的脚步却始终未停，反而有越来越快之势。对白坚武建立自己的武装的请求，日本人处处掣肘，不允许他擅自行动。白坚武失去了日本人的经济支持，又不允许他招兵买马，加上国内国共两党联合发布公告，公开通缉他，可谓内外交困，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经过一番折腾，白坚武终于意识到自己“华北国”的美梦真的要破碎了，绝望之下，他萌生了退意。他起草了一封《告华北父老兄弟书》，再次表明心迹。写到动情处，居然痛哭流涕，一直哭了两个多小时。他再三口出怨言：“余为北人，北人实不能对余也！”

　　前途无望，经济窘迫，身体多病，白坚武可谓身心交瘁：“心绪劣，须择地休养长拖恐不能支。”他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甚至一度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心神不清，须休养；否则，逃俗亦是一途，但责任所在不能不审慎耳。生不痛快不如死，内外交迫实无人心意味耳，大悟大彻之下不患无结局也（日记1937,6,4）”；一周后，在日记中又写到：“日来心虚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看来，他还是真的有五台出家的想法了。

　　也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第二天，白坚武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大势已不可逆转：“中日兵冲突地点在卢沟桥，此为其见端。”8月8日，北京方面来信，“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谢绝之后，他就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此何时也，余安可仕！”

　　梳理一下白坚武这几年的思想与生活历程，你就会理解他说这句话的真实意图：原先，他与日本人的合作，是建立在只要经济提携，不能领土侵占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自命救国的最低底线，他之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汉奸卖国，其底气也在这里。如今，自己的“强北梦”破灭了，而日军的马蹄践踏进了中国内地领土，再用原来的那个借口继续与日本人合作，甚至出任日伪政权的要职，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汉奸卖国贼！一向自命清高的白坚武自然不会明目张胆地去背负那个骂名；再加上他早已对政治失去信心，并且准备出家，那个要职就更不能上任。《白坚武日记》的编者杜春和先生甚至推测说：“即在七七事变以后，他感到依靠日本人帮助建立伪华北国的企图已彻底破产，从此他心灰意冷，便去五台山为僧，了却残生。（杜春和《白坚武的一生》）”

　　杜先生关于白坚武的心理推理应该是可靠的。白坚武的“此何时也”，指的就是这个“时”。著名学者贾熟村总结白坚武的这一阶段经历时评价说：“可见在‘五四运动’时期，‘九一八事变’时期，白坚武都有强烈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表现，并且能够把日本军阀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难能可贵。”这几句话，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