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与李大钊的友谊悲剧

——白坚武研究（13）

白坚武与李大钊结识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期间。白坚武年长李大钊三岁，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人生不可多得的挚友。毕业后，两人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同事时光，即在《晨钟》办报的那段经历。1916年，李大钊接到汤化龙请他去京创办报纸《晨钟》的邀请，一开始，他并不愿意去，经过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于是，出任编辑主任之职。白坚武也同时进入《晨钟》报社任主笔。进入报社后，两人齐心协力，并肩战斗，在紧张的编务之余，两人都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了大量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天的时间里，李大钊写了十四篇文章，而白坚武写了二十三篇。但是，他俩的观点与汤化龙一派不合，于是，白坚武毅然退出了《晨钟》报，随即李大钊也退了出来。李大钊这个小弟弟，还是很听这位学长加挚友的意见的，愿意与他共进退。

　　两个人时常诗词唱和、聚会宴饮，还有大量的书信往来。白坚武的日记里，关于李大钊的记载高达三四百次。他们的交往并非泛泛的君子之交，从公到私，两人的交集都很多。尤其是白坚武，不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都比作为穷教授的李大钊优越，一般都是李大钊投奔白坚武，请求帮忙的时候居多，白坚武接受李大钊招待或帮助则较少，而且还不时从经济上接济李大钊。从公的方面，白坚武明知李大钊是共产党人，但丝毫不受政治主张的影响，照常以朋友待之；而且爱屋及乌，对李大钊所在的共产党帮助也很多。比如，白坚武刚刚进入吴佩孚幕府不久，就建议吴佩孚聘请李大钊等五人为顾问；当时中共曾经想拉拢吴佩孚，李大钊三下洛阳，都是白坚武牵的线；白坚武曾建议吴佩孚保护劳工，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白坚武让李大钊介绍共产党在铁路担任密查员工作，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铁路沿线打下工作基础，就指派了六个党员到各铁路当秘密检查员，为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一，密查员可以免票坐车，并且，别的中共党员也可以借机免票乘车，给中共节省了不少经费；第二，这些密查员都有较高的薪水，除了必要的个人生活费之外，全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第三，密查员有着特殊的护身符，开展工作十分方便；第四，可以借职务之便，对交通系那些恶官予以惩治。实际上，这些密查员都是中共不公开的工人运动特派员。他们积极活动于各路工人群众中，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开展斗争，六条铁路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总数达16个之多。这些联络员给白坚武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以至于李大钊不得不亲自写信，向白坚武表达歉意。

　　但是，两人这种亲密的关系，到1923年却戛然而止，其原因就在于“二七惨案”的发生。由于共产党的积极发动，铁路工人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导致了吴佩孚与工会的翻脸。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事件中，京汉路工人死5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1000余人。

　　1月18日，李大钊还在给白坚武写信，请他为自己的朋友帮忙；但二七惨案发生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后来有研究者认为，这并不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个人纠纷，而是因为共产党与吴佩孚的决裂。白坚武是吴佩孚最信得过的幕僚，人们都认为二七惨案肯定有白坚武的幕后支持。从政治立场出发，李大钊也不便于再与白坚武私下联系，遂导致了这两位挚友的分道扬镳。

　　事实上李大钊与共产党是冤枉白坚武了，因为二七惨案确实不是白坚武的主谋，反而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以阻止惨案的发生。这有白坚武的日记作证：

　　早在1922年白坚武就对镇压工人运动提出了反对意见：“京汉路工人又为奸党利用，真属不可思议。连电各方有关系人调解，劝勿走极端”（1922，8，26）。

　　二七惨案前后，他也做了不少工作，以阻止惨案的发生：

　　1923年1月30：“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2月2日：“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月7日：“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力导。”

　　2月8日：“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月10日：“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一向主张保护劳工的白坚武，不但没有参加镇压罢工工人的行动，反而对工人的行动抱有深深地同情，认为工人的行动为法律所允许，对当局的作法颇不以为然，而且进行了劝阻。他把矛盾的激化、冲突的升级，归咎于军警方面的“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遂致演京汉路罢工”。他认为，是吴佩孚身边的那些“小人”屡进谗言，才导致吴佩孚下达镇压令的；同时，白坚武还认识到，这次工人的罢工，是因为工人们要保卫自身利益，凡声言罢工是因为被人煽动的人，都是不懂工人内情的人。另外，2月9日，铁路通车，他立即坐车回老乡探亲去了；当他再回到洛阳时，已是三月二日了。所以，这期间，他不可能参与这一事件。

　　两个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就这样被政治、主义与误解所扼杀了。白坚武日记中对此却未置一词，更未出恶语；反倒是李大钊至死对此心有耿耿：李大钊被捕后，他的夫人赵纫兰曾经提出让白坚武帮忙，与北洋政府斡旋，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却被李大钊回信制止了。他在信中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就是亲胞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口气之冷酷，不知白坚武知道了会作何感想？至于李大钊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是出于党派的考虑，还是觉得无颜面对白坚武，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白坚武对李大钊的无情断交，不但未出一句恶言，反而时时记念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多年之后，每每提起，还不禁扼腕叹息。李大钊死后，赵纫兰并未听从李大钊的话，多次向白坚武请求帮助。白坚武顾念旧情，多次对李大钊家人予以接济。

　　“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日记1929,8,26）。”

　　“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捐济之200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日记1929,9,6）。”

　　即便白坚武在与日本人合作之后，他仍然从日本人给的第一笔经费中，先拨出了50元，寄给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单就白坚武与李大钊之间的交往来说，白坚武并没有因为政治主张而辜负李大钊，反而是受惠极多的李大钊出于党派的利益，单方面终止了与白坚武的友情。从这种角度说，李大钊是有负于白坚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