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42）

（42）

自从1911年白坚武与夫人崔洁芬结婚，二十多年以来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白坚武对夫人，甚至对岳父、内兄弟等都非常尊重；而夫人也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哪怕是在他积谤如山的时候，也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因此，从白坚武的内心来说，他对妻子是心存感激的：“此度回津，见老妻辛劳殊甚，以余救国亡命而至此，深为愧汗。人言结发夫妻恩深，信然。”然而，在白坚武长期流亡在外，精神极度孤独与痛苦的时候，他结识了董挹文，二人一见钟情，使白坚武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经过一段交往之后，白坚武终于将其纳为副室，董挹文正式成为他的小妾。挹文来津之后的第三天，白坚武就听到了别人对他的非议：“泷口三民来函，涉及余私之范围，纯系长舌妇人信口胡播，丧德兴戎莫兹为甚。”虽说纳妾属于“私之范围”，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纳妾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对于一向标榜文明先进且与夫人感情笃厚的白坚武来说，却未免是一件自相矛盾的行为。这其中的滋味，大概只有白坚武自己心里明白，尤其是挹文到津之后，妻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成了令白坚武头痛的事。

　　其实，此时的白坚武与董挹文之间的感情，随着环境与形势的改变，已失去了最初的甜蜜与浓烈，即使在奉天流亡期间两人独处的时候，白坚武就已产生了失望之情。就在将挹文纳为小妾的一个月后，白坚武便在日记中写道：“快乐是饵，苦痛是果，凡苦痛者未有不为快乐所赐者。故人始于快乐须慎之，不可冒昧从事也，后救不易。”纳妾之事，起初当然是快乐的，但最后的结尾终归于苦痛，这大概是所有纳妾者的下场。尤其是对于早已“纵身许国”的白坚武来说，男女情事是他生命蛋糕上那颗最不起眼的樱桃，点缀而已；虽说在感情的极度空虚之时可以得到一丝籍慰，但时间一久，这种温暖之感自然也就淡漠下去，甚至变为痛苦了。别人无法明白白坚武与董挹文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通过白坚武的日记，对这其中的变化却可明晓一二。例如，本应还在蜜月期的1934年7月8日的日记中，他就这样写道：“性情不能适合之人同居，恒苦程度不能伦拟之人释言难愈，同情知音所由不易逢也”；1934年10月1日，“情关最难打出。余中年以后人矣，献身国家，不应再计较儿女子悲难冤怨，为此损身耗神，有忝厥躬矣”；10月2日，“凡事须拿得起放得下，如放不下，将来是祸是福未可知也。然人往往为一时情缘所迷，苦不知耳”；10月13日，“夜来自思，余已献身为国，须集中精力于奉公，不宜再分精神于儿女之间，未免有情遂致自缚，余之过也。”纳妾只有月余便生悔意，其结局不言而喻了；何况，当妻妾同居之后，矛盾就更加复杂而深重了。白坚武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女子小人交集之下易有纠纷，最好隔离以省无味之烦苦”所以，董挹文到津后，他并没有让她进家门，而是另租房将其安顿下来。

　　此时的家庭冲突已不可避免，何况儿女随着年龄的增大，已逐渐明白世事，他们穿梭于父母之间，调停关系，维系家庭。白坚武也自知逃避总不是办法，况且，“后院起火”已殃及他的事业，所以，1936年正月，已度完五十岁生日的白坚武决心将家事纠纷彻底处理妥当。他带着董挹文去见了崔洁芬。妻妾相见，态度还算和善，白坚武这才放下心来，认为“自此告一段落”，可以一心一意专注于他的救国大业了。

　　然而，白坚武未免失之书生气了。妻妾见面的第三天，崔洁芬便让董挹文搬来同居，这大概一是为了省钱，二来又可让董挹文白白在家干活。令白坚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院不仅没有熄火，反而有愈来愈烈之势。“日来休养不足，恒欲睡眠，此亦因家庭时有小波折之故”。未过几天，白坚武觉得受不了了：“晚返寓，妇女动因小故扰乱神经，苦难言喻。凡事其开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始之不慎终有不堪挽救者。妻妾不能同居，本为避免麻烦，若长此麻烦余实不能忍受也。”这麻烦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令白坚武叫苦不迭：“日常为妇女悲笑所桎枯，无异于精神上之宣告死刑，大丈夫安能以此终”；“返寓又纷纠不已，长日如此，索我于枯鱼市矣”；“内子昨夕因怒头痛，颇念注，抽功夫往视”；“夜深计国事，自惟有以私扰损公之处，故作大事不要家，良有以也。一误再误，咎不可追。”

　　妻妾矛盾不但给白坚武带来诸多麻烦，给子女也带来了许多痛苦：“慧女、麟子来叙谈，凡始以谓快者终成以谓苦。人均是平寻人，又恒以平常人处，安往而不苦？故情有时而穷，不如理智之适”。在清华大学上学的白祥麟一向学习成绩特优，因为家事所延误，拖累及成绩，心情十分苦闷。在这种情况下，白坚武“决心免除纠纷，出于果决手段”。这“果绝手段”，其实没有别的，只能是让一方走开；这走开的一方，也只有董挹文了。他最终决定让挹文回奉天：“挹文东行，同仁以以此相劝，余意亦以为宜，目前只求清净不生烦扰，得过且过耳”。人倒了霉，喝凉水也塞牙。就在白坚武打发董挹文回奉天的路上，董挹文却又遇到了麻烦：挹文往奉过榆，被国际警察扣留。白坚武真是哭笑不得，只得托人去求情。经过一番折腾，十多天后，挹文又回到了天津。

　　当然，最令白坚武痛苦的，还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家事；更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救国大业”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回到天津之后，他便致力于建立一块根据地的努力：“作大事须觅可以假手之根据地，若涣散为之不能成事。玄德无新野小县，则无以后偏安之局。余今日不惜卑身降志，求借一小小之凭借，盖欲以接香火也”。可是，即便是这“一小小之凭借”，即使“卑身降志”来求亦未得。经济拮据、社会反对、日本人冷漠，此时的白坚武，真的像那位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岂能成正果？

　　白坚武自知大势已去。山穷水尽之境，贫困潦倒之人，痛苦、绝望一并袭来，白坚武心灰意冷，竟产生了出世的念头。“大盗、高官，末年往往自逃方外，盖视人世无一不为厌者。余今日渐有此境，徒以大任未了，不能不为最后挣扎耳”。然而这“最后挣扎”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茫了。1937年4月17日，友人索诗，白坚武遂成诗一首，足可窥见其心境：

十年投笔事长征，不计黄金不计名。

只为炎农存正朔，遂期狱海洗神明。

北门锁钥东门啸，赤帝沉沦白帝生。

积谤如山终健在，万家烽火数归程。

　　“才、财两困之局，终日为之愁苦，言才则多浮泛不可恃，言财则内外不给。外不给渐见人散之虞。”眼看着即将曲终人散，他不知道自己的“归程”在哪里。也许他的前面只有“逃俗”一途了：“心神不清，须修养。否则，逃俗亦是一法”；“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寺为僧，了此残生矣。”

　　假设白坚武真的于此时决然而去，入山为僧，他的命运或许又是另一种写法；可惜的是，因为他的犹豫，或者不甘心，遂使自己身败名裂，甚至搭上了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