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团体”之谜

——白坚武研究（8）

《白坚武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1911年）8月，武汉首义，偕洁芬夫人返故里。余再返津，奔走于秘密团体者再。11月，召洁芬夫人来津，同往许昌。”

　　白坚武所说的这个“秘密团体”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详说。据现有的资料看，也都是语焉不详。但是，通过一些“旁证”，还是能够推断出他所说的“秘密团体”到底是什么。

　　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就读期间，李大钊与白坚武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两人志同道合，几乎形影不离。所以，他俩如果加入什么政治团体的话，应该是同一个组织。

　　要求清政府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失败之后，许多温和的立宪派看清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纷纷转向了激进的革命派。据李大钊回忆：“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介绍。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得看报，于永滋、王德斋先生亲往邮局去取。”在这里，李大钊提到了“秘密团体”，但是，他也没有指明具体是什么团体。但是，有不少研究者就明确地指出，白坚武早就加入了同盟会。例如李洁的《1912-1928-文武北洋-(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1出版）就提到：“他（白坚武）是李大钊在法政学校的好友，‘北洋二杰’的另一杰。此人天资与政治热情均不逊于李大钊，早早就是同盟会会员。”按理说，两人共同的精神导师孙洪伊与温世霖都是同盟会会员，深受他们政治倾向影响的白坚武与李大钊不会不接受导师的教诲与引导，被发展成同盟会会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与此相矛盾的是，白李二人都对激进的革命派（主要是同盟会）持反感态度，正如白坚武所说的“品德杂甚，不足语”。所以，只能有两种可能：或者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或者加入了，又后悔了，退了出来。既然白坚武说“奔走于秘密团体者再。”一个“再”字，说明这期间肯定有反复。另一种说法是他与李大钊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李大钊加入过中国社会党，这基本是被证实了的事实。董宝瑞在《拥护袁世凯的李大钊为何参加中国社会党》一文中指出：“李大钊确实在即将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之际，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并且曾经出任了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负责人。”张次溪《陈翼龙先生事迹汇辑》辑有曹百善的回忆：“李大钊先生加入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在1912年的冬天。他从天津来找我，说是应孙洪伊之约，要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当时经我介绍与陈翼龙先生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遂入党。”事实是，1912年冬天，李大钊与白坚武为创办北洋法政学会的会刊事去北京找孙洪伊商洽，经曹百善（即曹孝先）介绍，得以与任北京总部总务干事的陈翼龙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终夜，李大钊为陈翼龙的“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遂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愿与陈翼龙等社会党人一起为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而工作。至此，李大钊成为陈翼龙到北京后直接发展的中国社会党党员。第二年春在天津成立支部，李大钊被任命为负责人。但事隔不久，中国社会党遭到镇压，陈翼龙被杀害，李大钊被通缉，中国社会党也随之烟消云散。在电视剧《铁肩担道义》中，被通缉的李大钊与白坚武一起逃回了李大钊的故乡躲避。不过，电视剧作者的依据为何，我不清楚（主要是指白坚武随着李大钊逃避），姑且存此一说。

　　据我的推测，白坚武应该是与李大钊一起，曾经共同加入过反清的秘密团体，但未必一定是同盟会；中国社会党肯定是加入过的，因为李大钊加入社会党已被证实，从而也为白坚武的加入提供了旁证。因为后来白坚武背负了汉奸的罪名，很多李大钊与近代史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故意将白坚武的名字隐去，许多珍贵的资料也散失了，以致现在研究白坚武就出现了许多的空白。出于这些年来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好在他与李大钊不论是人生观念、政治见解还是生活态度都几乎是高度一致，他俩同出入，共进退，所以，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人身上看到另一个人的影子，这就为我们研究白坚武提供了可能。即使有些推测之词，当亦不为捕风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