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20）

（20）

吴佩孚带着鄂督陈嘉漠和直军勇将刘玉春上了前线，他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汀泗桥大战。

刘玉春首先带头在前面冲锋，指挥部队疯狂拼杀，然而，叶挺独立团的作战勇猛作风把北洋兵震慑住了，纷纷退了下来。为了阻止自己部队的溃败，吴佩孚下达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死命令，并组织8个大刀队督战。可这一切在北伐军的猛烈攻击下都失去了作用，阵地上尸体累累，吴的部队不顾督战大刀队的砍杀，潮水一般溃退回来。吴佩孚此时也急了眼，亲自挥刀砍杀溃退的官兵。而当汀泗桥争夺正酣的时候，另一部分北伐军绕到咸宁，从后面包抄上来。吴佩孚一见大事不妙，立即命令部队撤退。北伐军终于打开了通向武汉重镇的大门。

吴佩孚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军官指挥失灵，后退的士兵被大刀队的砍杀激怒了，倒转枪口向大刀队开火，甚至有人向吴佩孚的总部行营专车开枪。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得退回汉口，并向各处求援，可是，求援击见结果，援兵无望，吴佩孚只好退入武昌，关闭城门，据坚以守。为了解围，他要调信阳高汝桐师南下，而此师属靳云鹗部，对靳被撤职一直不满，因此，提出只有由靳出面，他们才肯行动。吴佩孚只好任命名靳云鹗为武阳警备总司令，并任命刘佐龙为汉阳防控司令。9月7日，吴佩孚正在查家墩司令部开会，院中突然连续落下炸弹，原来，刘佐龙早就暗中投降了北伐军，竟向吴佩孚开了炮。这时，又传来靳云鹗倒戈的消息，吴佩孚自感大势已去，带领总部人员和一团卫队向信阳退去。9月10日，匆匆到达信阳，他原先的部下此时都纷纷倒戈，甚至连他的卫队都被靳云鹗激了械，他只好又退回到郑州，收拾残局，尚有20万人马，于是，将部队重新改编，准备分五路反攻武汉。孤守在武昌城内的刘玉春，几乎已弹尽粮绝，一直指望着吴佩孚的反攻；然而，援兵一直迟迟不来。10月10日，武昌被攻破，刘玉春作了阶下囚。一直冷眼相观的张作霖，见吴佩孚的实力消耗殆尽，立即以援吴为名，派重兵到达黄河沿岸，准备占领吴佩孚的地盘。11月11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军事会议；14日，又在蔡园召集有孙传芳代表参加的奉军头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张作霖被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实际是另行组织了一个政府。孙传芳立即投向了奉军。会后，张作霖派人见吴，提出三个方案：1，吴自己反攻到武汉，或者同意奉军假道南下作战；2，请即来京主持中央政治；3，以上将军名义主持将军府事务。这实际等于是让吴佩孚放弃军权，吴当然不同意。12月5日，张作霖向他下了最后通牒：“敝军南下讨赤，发动在即，绝不计较地盘，请向贵部解释。兄如能团结内部如期反攻，则敝军亦可终止南下。”

这里正争得不可开交，吴佩孚的后院却又起了火。先是齐燮元提出辞职，继之是靳云鹗逼他下台，让他交出兵权，通电下野。吴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于是回复靳云鹗，通电下野不认可，不过可以交出兵权，离开郑州。果然，第二天，他就带着3000卫队离开了郑州。后来，他虽想以残部与于学忠等部联合，继续军事生涯，怎奈于学忠也已投靠奉系，其他人有的投向了冯玉祥，有的投向了蒋介石，所以，吴的梦想基本上破灭了，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涯。

对吴佩孚二次出山的惨败，白坚武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事后，他曾对这段惨痛的经历作了做了反思。他认为，二次出山后的吴佩孚仍然起用过去的旧部将帅，没有选拔新的人才，不但没有自己基本的军队，也没有自己基本的将领；内部又勾心斗角，内宠外结，矛盾重重；吴佩孚最大的失误是对唐生智用兵。在冯玉祥未败灭之前对唐用兵，犯了自树多敌的大忌。本来唐生智在驱除赵恒惕后，目的只是要在湘执政，况且也向吴表示了求盟之意，吴本应将计就计，援唐对冯，却硬是铤而走险，自招失败。白坚武为此曾屡次向吴献言，力陈对冯、唐同时用兵之危险，然而，吴佩孚根本听不进。对北用兵，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勉强联合奉鲁结束了对冯玉祥的战争；及至对南之战，已是疲于奔命。尤其是不该错误地起用云靳云鹗，导致了武汉失守。白坚武曾劝吴佩孚以重兵守汉阳，不听；劝他防刘佐龙叛变，仍然不听；到了靳云鹗已经缴了吴佩孚卫队的械，收走了吴所骑的战马，叛迹已暴露的时候，参谋长张子武仍然建议付以靳以军事大权。而且张子武收受张作霖的10万贿赂，故意胁持吴佩孚改变既定策略，造成大错。所以说，此次失败，张子武也有相当的责任。而且，吴佩孚再起联奉之后，倘仍然贯彻护宪之策，恢复国会，选出总统，即使武汉失败，张作霖也不致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重新组织安国军，相当于另组政府；也就不会有奉军入豫的结果。

1927年阴历正月十一日，白坚武奉吴佩孚之命赴南京找孙传芳接洽支援事宜。当时，白坚武就认为此行将毫无结果，因为吴孙二人所处地位不同，合作自然不会收效。唯独碍于吴佩孚之命，白坚武不得不勉强一行。到了南京，与孙传芳一接洽，果然不出白坚武之料。孙传芳建议吴佩孚不要拒绝奉军的要求，可以移军皖边，他愿提供给养。这时，奉军已进迫黄河以北，并有渡河之势。白坚武认为处此情势，如果再战下去等于白白牺牲，不如保存实力，退守别地待变。他在南京多次致电吴佩孚，而吴却屡屡不纳。此时，张宗昌的部队已集结于上海、南京方面，孙传芳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津浦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白坚武怕回去的道路有阻，就坐火车先到徐州，准备转车去郑州。可到徐州一问，陇海路已有两天不通车了，无奈之下，白坚武只得暂时回到天津。不久，奉军渡过黄河，吴佩孚躲到了巩县与孝义的兵工厂，白坚武到北京打听消息，去河南的行程仍有限阻；后来因部下纷纷倒戈，吴佩孚不得不躲入四川。到四川后，吴佩孚曾写信让白坚武到四川，但白坚武回信说，无论从公从私方面来说，吴的大敌是冯玉祥；冯玉祥不倒，自己就是去了四川也无济于事，不如暂时留津，利用张、孙二人来对付冯玉祥。等有眉目之后，自己就立即动身去四川。不管白坚武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反正，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吴佩孚的墓中，在天津过起了他的寓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