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传略（13）

（13）

由于六名铁路密查员的积极活动，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沿线成立了不少的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成立全路总工会筹备会；8月10日，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在第二次筹备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各地工会的组织情况，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并定于9月20日在郑州正式成立总工会。8月，长辛店工人为了反对工头压迫，争取工人的权力举行了罢工。为了支持这一行动，京汉路工人在中共组织和领导下，于8月25日、26日举行了同盟罢工。至26日晨，各车均停止运行；同时，徐州、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陇海路工人发表声明，支持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声言，“如三日内不答复工人的要求”陇海路将一致罢工。这件事，在白坚武的日记中也有所记载：“京汉路工人又为奸党利用，真属不可思议。连电各方有关系人调解，劝勿走极端”（1922，8，26）。

长辛店罢工取得了胜利，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对各地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共的基层组织，或有党员在开展工作。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又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已陆续到达郑州。但是，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却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禁止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第二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进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合。因为吴佩孚明白，京汉路的收入是他的军费重要来源之一，铁路一旦瘫痪，他就会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危机；而且，他也已明白，中共在操纵着铁路工人总工会的活动，如不能有效制止，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工人们对曾声称要保护劳工的吴佩孚的这个禁令十分不满，1月30日，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工人代表团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吴佩孚保护劳工的主张，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非但不能禁止，而且还应予保护。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对开会，并以武力相威胁。吴的态度无疑大大刺激了刚刚取得长辛店罢工胜利的工人们的情绪，他们决定会议照常召开。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其他铁路代表130余人，以及1000多名工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企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峙数小时；最后，工人代表终于冲破阻拦进入会场。会议主持人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但此时军警已重重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被强行驱散，各地赠送的匾额也都被捣烂。中共有关负责人及时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的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2月4日，总工会发出全线罢工的命令，全路立即开始了大罢工，京汉路顿时瘫痪。总工会提出了五项复工条件：1，要求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2，要求路局赔偿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3，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4，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5，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2月4日，当局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工人复工；2月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等人，对他们软硬兼施；被拒后，对高实施酷刑，最终牺牲。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事件中，京汉路工人死5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1000余人。罢工坚持到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忍痛下令复工。大罢工到此宣告结束。

后来有许多回忆文章及有关资料、影视文学作品，都说在这次事件中，白坚武不但参与，而且积极为吴佩孚出谋划策，将其描绘成镇压工人运动的主要侩子手之一。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有白坚武的日记作证。在日记中，除上面提到的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外，涉及“二七惨案”的还有：

1923年1月30 ：“闻五路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使制止。余函劝可准其开会，倘有逾范行动，再加以制裁。”

2月2日：“郑州工人开会，闻已和平制止，余劝解吴使之效果，仅至此耳。天下事多为无识人所扰。

2月7日：“集会结社，本为法律所许，军警等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况匾额亦不准其挂，遂致演京汉路罢工，殊暗因势力导。”

2月8日：“京汉路尚未通车，各路亦有响应之讯。余虑一误再误，复函谏吴使，勿终信小人之言，并会商李倬章参谋长，谋郑州军警速决此事办法。”

2月10日：“闻车小工言，知工人渐悟自身利害，从事结合，凡言被煽惑者，均不知工人内容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一向主张保护劳工的白坚武，不但没有参加镇压罢工工人的行动，反而对工人的行动抱有深深地同情，认为工人的行动为法律所允许，对当局的作法颇不以为然，而且进行了劝阻。他把矛盾的激化、冲突的升级，归咎于军警方面的“张大其辞，一禁迫便为多事，遂致演京汉路罢工”。他认为，是吴佩孚身边的那些“小人”屡进谗言，才导致吴佩孚下达镇压令的；同时，白坚武还认识到，这次工人的罢工，是因为工人们要保卫自身利益，凡声言罢工是因为被人煽动的人，都是不懂工人内情的人。另外，2月9日，铁路通车，他立即坐车回老乡探亲去了；当他再回到洛阳时，已是三月二日。所以，这期间他不可能参与这一事件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