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次民意会接受“和坏人共情了”？

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河事件，最终被确认是司机蓄意自杀导致。

我注意到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在中国，一般涉及到底层的恶性犯罪，无外乎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探究犯罪发生的原因，试图去还原犯罪者的人生与经历。往往重点关注犯罪者有没有经历一些不公或者被欺负等的事。所谓【与坏人共情】。

第二种，与上面相对，简称【拒绝与恶人共情】。简单来说，我不想知道这个人的经历和过去，我就希望ta快点死，惨惨的死。

这几年，第二种逐渐占据了 主流民意。那些一般关注犯罪者人生和经历的媒体们，如南方系、新京报、澎湃等等时常被骂带节奏、白左、圣母心等等。

总之，拒绝与坏人共情更接近当下民意的主流。

但这一次安顺的坠车事件不太一样。共情人士明显比以前多了。

微博先后屏蔽了共情、公顷二字，可见共情或者说同情大巴车司机的网友不在少数。

从网络的评论和刷屏的文章来看，担忧穷人走投无路报复社会，希望社会能够反思减压机制是否运行畅顺的声音占了一点上风。

所谓减压机制就是，一个是看社会运行的是否公平公正，另一个是看有没有表达不满的空间。

比如司机张某对拆迁不满、没有申请到公租房。

所以这就是我特别在意的一点。

为什么这次网友大规模选择与坏人共情？

是中国社会突然变的白左，变得圣母心了吗？

不是的。

相反，我倒觉得这几年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所谓胜者得全部，你不行你活该，远离垃圾人等等）在国内网络还是占主流。

我更觉得是怕了。

一方面。

张某几乎在0策划，0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方向盘一歪，就带走20多条生命。

那句气势汹汹的口号“我不关心他的人生经历，我只关心他死了没有”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你现在只能关心他的人生经历了。

另一方面。

中产的现世安稳其实不堪一击，疫情已经让这一真相曝露了。

昨天高管、今天失业；今天是白领，也许现在跑滴滴摆地摊。

中国社会发展的快，星辰大海，工业党下大棋等等。另一方面则经常是：时代抛弃你没有什么道理。

字节跳动28岁程序员实现财富自由的同时是校招生问互联网大厂HR，30岁以上员工去哪了？

很多看客心里都隐隐恐惧：也许我是下一个司机、甚至我孩子是下一个司机。

与其说人们是在与坏人共情，不如说是在与沦为底层这件事的恐惧感共情。

这就是共情的来源，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叫做，物伤其类。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都开始愿意关心张某某到底遭遇了什么，也不再大骂如财新等去报道的媒体了。

这种共情在安顺坠车案上更显讽刺。

我们看看安顺司机张某某。

50多岁、是一个公交司机，据媒体报道，这份工作原来好的时候可以有5000多的收入，现在因为疫情收入变差只剩下1000多。

户口挂在姐姐家、租住在侄女家，目前有个女友，与前妻有一儿（据媒体报道，来往不多）。

张某的境遇真的坏到活不下去、甚至到了找陌生路人陪葬的地步吗？

有一个40平的单位承租房，平时转租出去收房租；拆迁还给了补偿7万多。

7万，能在鹤岗买两套房子还有余，我知道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但我也只是想说，张的境遇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安顺当地房价也才5000+一平，7万拆迁款肯定买不了一套新房，但可以支付一个首付。

我并不是说张某不该愤怒，只是想说他报复社会的前提——远没到因贫困陷入绝境。

强拆他的承租房这件事还在调查，也许存在流程上的问题，但可能未必有过去那种血肉横飞的恶行，比如为了强拆而殴打迫害张某和他的家人。

他打了市长热线投诉，没有即时处理，虽然我并不觉得市长热线也用，但正常也不可能即时处理。

别说市长热线了，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活的客服都快被消灭了（当然活的审核更多了）。

所以，张某的家被强拆当然值得同情，但没有一个元素构成他一定轻生的理由，更不要说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在中国生活比张某困苦艰难的，不说有1亿人了，我怀疑几千万人还是有的。

所以，我不但不可能和他取得共情，反而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差劲了。

所以，新闻记者去报道，去还原一个人的经历，和白左圣母心没有什么关系，不是为了和坏人共情，有时候甚至还能让人更鄙夷坏人。

最后。

我并无意去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来迎合民意或者带动焦虑。

张某这样冲动的恶性犯罪，任何发达国家都有，不可能百分比消除。

但一个社会少一点强拆，多一点让中小层老百姓觉得可以处理争议的渠道，一定有助于减少这种犯罪。

而张某近乎反人类的自暴自弃，却获得了比过往更多的社会共情，让我有了一点滑稽感。

我们社会脆弱的地方，比想象中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