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从五代“走出”来的。然而走出五代，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五代一切的自觉扬弃。宋代政治局面的开创，不仅与宋朝开国之后的一系列整治措施有关，也与它所承受的五代时期的政治积累直接相关。宋代的立储与传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承受了五代的政治遗产，也就是说其与五代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宋代皇位传袭的观念与机制略说

首先，宋代立储以年长、贤德为尚。宋代结束割据，由动荡反之安定。同是对嗣君个人资质的要求，宋代己不像五代那样太注重杀伐决断的本领和武功，而是转向了作为“太平天子”所需的个人品性和文化素养。

个人品性一般在于孝悌贤德、有帝王风范，要求为君者面对军国大事，沉稳理性；而文化素养则体现于读书讲论、诗赋甚至书法等文艺活动，因此宋代从皇帝到储君，读书尚文蔚然成风，因而他们总体的文化水平也较高，所谓“君汲汲于道艺……彬彬乎进于周之文”。

此外，宋代立储仍注重年长、成熟，因为年长成熟，才有可能做到沉稳理性而有帝王风范，因而宋代的皇储得立时的平均年龄可达到21岁、继位时的平均年龄可达到25岁。宋太宗以“长君”名义得立，真宗、哲宗等也都是庶长子或实际意义上的长子。

而度宗去世，朝臣大都以“立长”为言宋代大臣往往以“长君”为言，谏阻女后临朝。

宋代是否由于结束乱世而恢复遵行嫡长子继位的原则？

按照儒家经典所记载的“礼律”，在位君主要选择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为嗣，综合《春秋公羊传》、《左传》、《礼记 檀弓》和《孔丛子》等文献的记载，嫡长继承原则所揭示的是一种继承顺序，即以嫡长子——嫡长子之同母弟或嫡长孙（包括嫡长子死或以罪废情况下））——无嫡时之长子——帝王无子情况下之血缘最近者（如同母弟之嫡长子）为顺序。

而宋代皇位传袭己基本不遵循这种原则，两宋以嫡长子继位的君主只有神宗、钦宗、宁宗和恭帝，其它皆非嫡长子；即便以嫡子继位的恭帝，即位时也只是由于得到了权臣贾似道的支持，而众臣仍主立度宗庶长子。

此外，太祖有子而传弟太宗，且传位之志“素定”，其兄弟授受在宋代传为美谈；哲宗无子，入继者徽宗并非母弟；光宗为越次升储；英宗、孝宗、理宗皆为远房宗室之子，择储之际，大臣每以选宗室子为言，而在位皇帝亦每以选宗室子为动。

宋英宗即位之初，富弼对英宗说“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其实仁宗宗属比英宗血缘为近者大有人在，英宗之被选择在于“孝德彰闻”，而血缘关系的亲疏己不被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嫡长子继位的规则实际上已被抛弃。

宋代皇族的爵位传承可以作为理解皇位传承规则的背景：

本朝故事：皇族本宫之长封国公……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

也就是说，嫡庶之分己不在被考虑的范围内，而是只论年龄。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到宗室承袭爵位的嫡庶问题，王安石试图推动按照嫡庶分别的原则进行授予爵位，遭到当时舆论的反对——“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因为按照长幼顺序排列的规则施行己久，不但涉及大多数宗室的权益，实际上长幼之序也在宋代君臣观念层面上早己胜过嫡庶之分，根深蒂固了。所以绍兴十一年的诏书里，宋廷仍以诸王之后最年长者主持奉祠事。

其次，在立储方式上，宋代沿袭了五代时期的尹京封王故事，仍以储君为京尹，所谓“本朝……以储位寓于京尹”。有文称“以太子判京府，则自至道始也。”这项制度的确立可以推至太祖朝，这是宋人一贯的认识：

太祖以储位寓于京尹，太宗自尹践阼。

此后，北宋的秦王廷美、许王元僖、真宗、钦宗都曾为开封尹；南宋光宗也担任过临安尹，光宗以后始不以太子尹京。这自然是一项有效的行政训练和监督手段，而它首先是自五代“阴为储副”的政治习惯而来，到了宋代，已是公开的“潜规则”了。明人程敏政说：

五代沿袭，凡皇子当次必领开封尹……盖晓然以传位之事告天下者，无出于此。

宋初太宗尹京，仍有较大的储权，足以形成相当的势力。邓广铭和蒋复媳曾指出，赵光义在开封尹的任上广罗宾客、武士，发展武装和个人势力。当时的开封府有兵马、将校、僚佐——“羽仪散从，灿如图画”，其实这批人有很多都是奏经太祖知晓而隶属于太宗的，未尝不可看作是太祖默许甚或支持下太宗对储权的发展。

太宗以后，太子亲王作开封尹的，一般不负责具体的政务，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成为晋位太子甚或太子升于大位的一道程序。故司马光说“若以储副体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尹京邑。”宣和末，徽宗以皇太子除开封牧，“时上有内禅之意，用本朝故实也”，二日后即下诏传位。

仁宗、英宗不由此而升，则是“尹京故事盖未尝行矣”。“尹京故事”为宋代君臣所称美，正说明了这一举措成为确保皇位继承大体“无内乱”的因素之一，持续发挥着作用；并且由此而上溯到五代，可以说五代皇位传袭尽管经常有大的波动产生，但政权的不稳定并非由“尹京”确定隐性储权促成。

“太子”的隐喻：唐宣宗—后唐明宗—宋太宗

大中十年（856）初，唐宣宗请宰臣裴休“极言时事”，裴休请皇帝立太子，宣宗说：

若建太子，则肤遂为闲人！

两年后，宰臣崔慎由也提出同样的请求，这一次宣宗“俛首久之，不复顾问”：不到十天，崔便被外放为东川节度使。

七十六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八月中旬，群臣请立从荣为太子，结果明宗“览表泣下”，抱怨说：群臣请立太子，肤当归老太原旧第耳。

又六十二年后，宋太宗至道元年八月，太宗新立寿王元侃（后来的真宗）为太子，在京城的人看到太子，欢跃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说后，召寇准，对他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历来史家颇将三位皇帝类似的表态联系起来，并大都斥为“庸陋”等等；或以为这是皇帝晚年患病而导致的疑忌，那么疑忌的对象自是太子。唐宣宗、明宗疑忌的是可能的太子，而宋太宗则针对自己刚刚册封的太子。三事所发生的背景并不尽同，而三位皇帝针对太子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是什么导致他们疑忌“太子”？在唐宋的皇帝观念中，“太子”又有怎样的政治隐喻呢？

唐宣宗时代已经历了文、武两朝宦官拥立太子，而后成为皇帝，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例；并且他还有不得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储的隐衷，所以不立太子，因为一旦立太子，依照前边两朝的惯例来看，自己的统治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立储就等于发出让皇帝交权让位或改朝换代的信号，所以他说“若建太子，则联遂为闲人！”

这可能是担心群臣竞相攀附太子，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皇权会边缘化。而这种结构实际存在于此前的其它朝代中，并常常引发血腥的阴谋

再来看后唐明宗，他同样的态度并不表明疑忌“太子”会夺去皇帝的权力，因为当时秦王从荣己经颇有权势，“太子”对于他来说也并非争权过程中必要的名位，从荣甚至认为这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

不过五代时，宦官专权固已不见，且从荣在明宗的安排下，业己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明宗父子之所以都对“太子”抱有这样的成见，恐怕只能说明他们仍然保留了晚唐时代“太子”的印象；对于明宗来说，“太子”是让皇帝交权让位或改朝换代的信号而对从荣来说，“太子”则是由他人左右、在“东宫”被动等待继位的傀儡。

那么宋太宗时代，太子刚刚上台，无权无势，他自身并无可以招致疑忌的因素。宋代皇帝一般是身有疾病且对康复无望时始立储，最终决定嗣君的时机也有迟至临终者。太宗箭创大作，真宗、仁宗也是属疾方考虑建储，仁宗甚至数度病危而不建储；英宗临终立太子而“泫然下泪”。

或认为宋代皇帝立储较晚，太子在储位时间较短，一方面是吸取唐代以来太子实力过大威胁皇帝统治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长期、全面地考察，从而选择最合适的皇储人选，让他积累政治经验，缩小因皇储年幼而造成的权力交接空隙。

诚如所论，不过从皇帝角度，宋光宗为之一语道破：储不豫建，建即代矣！对于唐宣宗以来皇帝对太子的态度，无不可执此以观。什么是“建即代矣”？建立储贰——“太子”就等于发出让皇帝交权或改朝换代的信号，意味着皇帝在继位人选问题上摊牌，并且也就等于宣告在位皇帝的统治行将结束。这就是“太子”隐喻的谜底。相对于此，所谓谦抑、使皇子多经历练等等，反而成了表面上软弱无力的说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