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初年对河北的经略

在太祖、太宗的管理下，契丹对中原的绝对优势是如何取得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太祖在攻下平州后，使卢文进频繁南下抄掠河北，造成了“燕、赵诸州，荆榛满目”的状况，平州成为了契丹制衡后唐的重要军事基地。但天显元年（926）十月，卢文进以平州降后唐，契丹失去了深入河北的南下通道，因而重新恢复对平州的占领成为太宗继位后的首要事务。

至天显三年（928）正月，太宗遣军重新夺回平州。在夺回平州后的四月，定州节度使王都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发动叛乱，并“以定州来归”为条件向契丹求援。从时局看来“以定州来归”并无任何可能，但太宗依然命“奚秃里铁剌往救之”。

究其原因，应是太祖援助中原藩镇这一军事制衡政策的延续。四月，铁剌自平州南下“以万骑突入”，“败唐将王晏球于定州。”不过在随后的嘉山之战中契丹大败，铁剌“以二千骑奔还定州”。

太宗为挽救败势“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与王晏球逆战于唐河，但未能如愿。反而“铁剌死之，涅里衮、查剌等数十人被执。”从攻陷平州与对河北藩镇的支援来看，此两事无疑体现了太宗对其父南下军事经略政策的继承。此战后“契丹大挫，数年不敢窥边”。

同年闰八月，平州刺史张希崇再次南投后唐。两次平州守将的南投，造成了平州人口的大量流失，平州难以再为契丹南下提供支援。且此时赵德钧加强了幽州地区军事防御，通过“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使北上的援粮不再经过陆路，契丹通过劫掠粮草的方式消耗幽州已不可能。通过设置军事堡垒的方式，切断了契丹自平州南下易定的道路，幽州“部民由是稍得樵牧”。

至此契丹在河北的军事袭扰被后唐扼制。尽管在十二月十三日，契丹君臣认为“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仍保持着对后唐的军事自信，但也不得不承认“未可轻举，观衅而动”。言“未可轻举”即意味着，契丹原本希望通过占据平州来制衡河北的经略政策未能奏效，太宗必须重新调整太祖以来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

而“观衅而动”表明太宗将以中原内部争端，作为其南下军事经略的时机，这本质仍是太祖支援中原强藩政策的继承与调整，此后太宗将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方向从河北转向河东。

太宗初年对河东的经略

与河北相比，河东云朔地区此时的防御并不严密，且内部的“启衅”之事颇多。如后唐长兴二年（931）后唐秦王李从荣曾言：“伏见北面频奏报，契丹族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戍兵虽多，未有统帅，早宜命大将一人，以安云、朔。”可见在天显六年前，后唐李嗣源并不重视云、朔地区的防御，戍守各军互不统属，这为契丹经略云州地区提供了可乘之机。

虽然后来后唐派遣石敬瑭北行镇守河东。此时云朔地区的边防疏松与权力争斗为契丹实行制衡后唐的军事政策提供了许多机会。天显四年（929）四月，契丹开始袭扰云州（今山西大同）。云州是代北地区的重要城镇，“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

占领云州退可控制代北游牧诸族，进可威胁后唐勃兴之地。太宗此举似乎希望通过占领云州，重新平衡契丹在河北丧失的制衡优势。但直至天显五年（930）正月，李胡仅以“拔寰州捷至”，结束了契丹征讨云中郡县的军事活动。天显九年（935），后唐明宗辞世后，后唐内部出现了权力纷争。

太宗于同年八月十四日，再次率军南下，欲乘机获取云州等战略要地。尽管后唐内部出现了争夺皇位的内战，但契丹未能动摇后唐在代北地区的防御，在进军云州失败后，契丹只以夺取河阴、武州阳城、洼只等城，结束了此次南下。

相较于云州而言，河阴、阳城、洼只城与寰州一样对契丹的战略意义并不大。以寰州为例，寰州为后唐天成元年（926）以应州（今山西应县）所辖兴唐军置，其地位于应州东，城池方圆不足一里。所能控制之地域亦十分狭小，虽处交通要地，但战略意义有限。

然从李胡以“六军”之众，及太宗率军亲征，都仅攻下这类小城可见，通过占领战略要地的经略方式在河东并不成功。在寻求占据战略要地未果的同时，太宗开始积极支援中原的叛乱藩镇。早在唐末占据夏、绥、银、宥诸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就已成为西北地区一重要割据势力。这一党项势力不仅威胁着西域东来的灵州道，且在政治上反复无常。

与后唐的冲突

天显十一年（936），坐镇河东的石敬瑭与后唐末帝爆发了激烈冲突。七月，石敬瑭为对抗后唐末帝，先后遣使赵莹、桑维翰赴契丹求援。太宗得知消息后反应极为迅速，八月初三，太宗“遣萧辖里报河东师期。”四天后契丹的前锋三千骑迫应州城。九月，太宗亲自率军南下，经雁门关直抵太原。为此《旧五代史》感叹，“帝与契丹本无结好，自末帝见迫之后，遣心腹何福，以刀错为信，一言亲赴其难，迅若流电，信天意耶！”

认为契丹如此迅速的援助是天意所致，此论显然未尽事实。从前文所述可见，支援中原叛乱藩镇，占领战略要地以制衡中原王朝，是自太祖以来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的长期政策，太宗如此迅速的反应亦是因循这一政策的结果，故而虽无结好太宗仍全力南下援晋。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研究认为太宗南援石敬瑭是契丹长期挺进中原目标的体现，此论尚有可辩之处。就政治意识而言，太宗南下并未表现出入主中原的政治构想。在北方草原民族长期的意识形态中，中原与草原有别，中原君主之姿亦不同于草原君主，即认为两地之君不同，因而也未见两地合二为一之举，无此政治意识何谈入主中原。另就作战过程而言，太宗曾数次试图放弃援助石敬瑭。

天显十一年十一月，太宗刚刚到达太原时，后唐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就曾遣使请求，“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而太宗“欲许德钧之请”。究其原因太宗认为“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广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

从太宗的担忧中可见，谁为中原之主并不重要，安全北返才是其优先战略。若太宗以挺进中原为南下目标，则许赵德钧之请的条件亦不应仅是“兄弟之国”，这与石敬瑭所贿的燕云十六州相比可谓是相差甚远。

随后石敬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数次劝说太宗，“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甚至提出“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

然这些条件并未使太宗动摇，与安全北返相比，中原所得并非太宗所在意之事，因而也不见太宗与石敬瑭商讨解决赵德钧等问题，而是以“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为由推辞。为打消太宗的忧虑，桑维翰指出“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认为在此时的局势中，赵德钧等人未能威胁契丹北返，但太宗仍坚持“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试图再次对桑维翰的劝告进行推脱。

太宗两次三番的推辞已清晰地表明，挺进中原并非其南下的唯一目标，其南下是为了实现以制衡为目的的经略政策，以提升太宗的政治威望。何人为中原主并非契丹所要关注的问题，无论赵德钧亦或石敬瑭，只要谁能保证契丹安全，即使仅承诺“兄弟之国”亦能为契丹所接受。最终经过桑维翰“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太宗放弃了立赵德钧为帝意愿。

在契丹打败并收编了晋安寨唐军后，太宗并未顺势随石晋南下直抵中原，而是“悉以唐之将卒授帝，语之曰：‘勉事而主。’”这与数年后太宗入主中原时对降军的处置态度刚好相反。这些都说明了太宗南援石晋并非是因其意图挺进中原所致。

总而言之，太祖时期以维护草原帝国安全为目的，以军事制衡为方式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是契丹建国之后的基本国策。太宗继位之初因循往事，不断试图夺取云州等战略要地，并积极支援河东、河西等中原藩镇。与太祖时期不同的是，太宗虽未能获得云州等战略要地，但却取得了支援中原叛乱藩镇的胜利，并借此获得燕云十六州，契丹南下军事经略政策也因之产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