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三代之礼处理对外关系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受上古三代的政治伦理影响很深，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以“诚”为先。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源于《中庸》，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受儒家经典影响很深，光绪元年(1875)，当清廷为马嘉理一案忙的焦头烂额时，郭嵩焘上疏清廷，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主张用儒家《周礼》中的礼制与西方列强平等相处。

对于西方列强，郭嵩焘并没有单纯地秉持着民族主义的思维予以排斥，而是认为西方列强的到来是历史给予清王朝的机遇，清王朝应该抓住机会主动向洋人学习，基于这种认识。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郭嵩焘一直秉持着“以礼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原则，他认为“自三代以来，抚御夷狄，时移势变，为法不同，其以理定曲直则均也”。郭嵩焘的外交理论在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并为自己博得了知洋务的美名，“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

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郭嵩焘对西方列强的让步妥协主要是为了防止矛盾升级，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郭嵩焘在对外交涉中的让步妥协主要是为了避免激怒洋人而惹来不必要的争端，所以他在马嘉理案中的主张完全是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绝非是卖国行为。

在“以诚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士大夫在看待中外关系时，往往能够摆脱华夷之辩的狭隘视野，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开明的态度看待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在目睹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后，郭嵩焘彻底否定了华夷之辩的观点，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

郭嵩焘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西方列强的民主宪政制度令郭嵩焘对中国的君主专制表现出了一种极其不自信的心理状态，在谈及中国士大夫引以为傲的“用夏变夷”问题时，郭嵩焘反而为西方列强捏了一把汗，他担心中国的专制文化会侵蚀西方宪政文明，从而拖累西方国家。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慎重处理对外关系，避免中西双方矛盾激化应该是最理智的选择，但是清廷的一众官员却将郭嵩焘等人斥之为汉奸，保守派在外交领域的主动出击非但没能捍卫清王朝的权益，反而使清王朝更加被动。郭嵩焘等洋务派士大夫的外交理念既有对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的考量，也深受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历史证明，儒家的政治伦理在近代中西方交往中依然有其价值。

二、以上古三代附会西方政治制度

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深化，清王朝为了更好地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于光绪年间陆续派出了一大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士大夫担任驻外公使。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驻外使节亲眼目睹了西方宪政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可是他们对此不但不感到陌生，反而用儒家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去附会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体制，他们不曾料到中国士大夫数千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三代之治居然在西方国家得以实现。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在英国期间，郭嵩焘对英国的宪政民主印象深刻，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不解，反而是用儒家政治理念去解读西方的宪政文明。郭嵩焘对西方国家的赞美引来了国内士大夫的非议，但是当这些人出访过欧美国家后，他们的思想也迅速转变，由质疑郭嵩焘的观点转变为赞成郭嵩焘的观点，薛福成对欧美宪政国家的赞美比起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美国正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这种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种族歧视足以证明美国民主的缺陷，但是薛福成却认为单凭美国的排华事件不足以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

薛福成对于西方宪政民主的解读方式与郭嵩焘如出一辙，既用儒家的政治理念去解读西方的宪政民主，他认为今日欧美国家的宪政制度就源于中国三代时期的政治制度，洋务派士大夫往往将西方的宪政制度看作是上古三代时期的“公天下”，虽然两者之间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确实与西方的宪政民主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洋务派士大夫能够看到两者之间的共性已是难能可贵。

随着洋务派士大夫对西方宪政制度了解的深入，他们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们甚至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在稳定性与持续性方面已经超过了三代之治，既然西方各国的政治稳定不靠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圣君维持，那么西方各国何以实现长治久安呢？郭嵩焘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宪政民主下的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王韬对于欧美国家民主政治的见解也颇具心得。

他认为国家长治久安不能仅仅依靠明君贤臣，君民共治才是欧美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王韬认为正是因为欧美国家借鉴了三代时期君民共治的政治制度，其政局才得以保持长久稳定，相较于晚清的经世派士大夫，郭嵩焘、王韬等洋务派士大夫能够意识到一国政治的稳定不能仅仅依靠明君贤臣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说明洋务派士大夫已经开始逐步地摆脱人治政治的思维模式，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已经在晚清士大夫的头脑中萌生。

洋务派士大夫对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解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分权制衡、多党制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西方宪政民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专业的程度。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等人把西方的宪政民主与儒家的三代之治联系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搭建了桥梁，为中国的近代化找到了一条最直接的途径，儒家宪政的苗头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