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杀妻焚尸案：“凶手被判死刑”，为何婆家人的悲苦会被折叠？

严豪杰在庭审现场

“上海杀妻焚尸案”公开宣判，被告严豪杰获死刑。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上海杀妻焚尸案”并没有“杭州杀妻碎尸案”受到的舆论关注多，但是就案情的惨烈程度来讲，所有人都清楚严豪杰“难有活路”，并且也知道“娘家人”最希望严豪杰被判死刑。

在这个问题上，除却亲缘间那种朴素仇怨的推动，其实从宣判前“娘家人”两次去墓地告慰女儿，以及在接受采访时所强调“唯望判死刑”，就能有所判断。于此在公开宣判后，“娘家人”急切的复印判决书，要带到女儿坟前悼念，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

到此为止，“上海杀妻焚尸案”算是正式进入牵涉家庭的悲苦消解期。不过在正式掰扯牵涉家庭的悲苦前，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家庭的建构和案发时间线：2018年经人介绍，严豪杰跟妻子（被害人）相识，2020年1月俩人举办婚礼，2020年3月严豪杰犯案（有报道称：女方遇害时已经怀孕在身）。

不难看出，严豪杰仅在3个月内就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庭，并且他也让妻子的原生家庭以及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向灰暗。所以提到牵涉家庭的悲苦消解期，自然也就是指“婆家人”和“娘家人”在宣判结果落定后，所要直面的悲苦境遇。

可现在的问题是，从案发起，无论是舆论上的关注趋向，还是媒体方的报道切入，都会先入为主的选择看见“娘家人”的悲苦，而对于“婆家人”的悲苦，好像因为严豪杰犯案，一切就该被全数折叠。

之所以这样追问，并不是要为严豪杰洗脱什么，而是就悲剧来讲，他的家人所承受的悲苦不见得比“娘家人”更少。要知道，“娘家人”的悲苦主要是集中在“为女儿的命运鸣不平”和“为女儿家庭破碎而感到遗憾”；而“婆家人”的悲苦在于“为儿子的卑劣之行感到难过”和“为儿子家庭破碎而感到遗憾”，与此同时还要承受外界的道德审视：“杀人犯的家属”。

不得不承认，现实世界的情绪力永远是道德化的。虽然从法理上来讲，严豪杰犯案“一人做事一人当”，可就道德观感上看，“婆家人”也好像被搞成“见不得光的样子”，并且对于“子不教，父子过”这种含混逻辑，依然会被各种说教。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犯案的是严豪杰，“婆家人”只不过是他的家属而已。我们如何愤恨、谩骂严豪杰都不为过，因为他的行为真可称得上“十恶不赦”，而对于“婆家人”来讲，即便哪怕是过分强调“杀人犯的家属”，其实也是一种冒犯。

只可惜，这些严格意义上的认识，在真实的生活中总是被忽略不计。更有甚者，很可能就因为严豪杰的犯案，从此都不跟他的家人们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对于那些依然保留乡土秩序规训的小环境，可能就因为某个家庭中出现杀人犯，牵涉家庭就要被迫搬离。

另外在牵涉家庭的悲苦消解期中，“娘家人”总还是比“婆家人”更容易走向自洽。作为“娘家人”来讲，在判决书下来后，基本上可以进入告慰女儿的平静期，虽然一辈子难消内心之悲，但是在道德心绪上是轻盈的、正向的。而“婆家人”就不一样，判决书一下，就等于唢呐吹起，并且是越想越难过，但是还得忍着，不好向外人诉说。

尤其对于严豪杰来讲，结婚才三个月，妻子也刚怀孕，如果不出这样的事情，大概率也会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平心而论，不管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估计想到这些“未来可期”的图景，就会更为遗憾。

并且以国内的传统来讲，婚姻大事“婆家人”更是操碎心。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怎能不感到心碎呢？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婆家人”在悲苦消解期中可能会更为沉重一些，既有遗憾，也有指向内心的自责。

与此同时，在看待“杀妻案”和“弑夫案”时，还应该切实地回到案情本身去探讨，至于对婚恋建构的掰扯，切莫陷入“恐婚恐恋”的极端情绪当中。因为从案情的生发性上来讲，这些惨案总归还是小概率事件。

俩人相逢，缘分到底是什么意思，普遍的解释都比较模糊不清。往昔无穷，今日无数，在茫茫人海中，茫茫时空中，竟然能共此烛光，共此月光，共枕共眠，这就是被浪漫化的相逢的缘分。可对于世俗的缘分来讲，终归却是开场容易收场难。

说实话，女方是上海重点小学的老师，男方虽然留学的大学不是一流的，但是家境还算殷实。总的来讲，只要小两口踏实过日子缘分就会酿成幸福。只可惜当男方被赌博迷失后，相逢便成为最为不堪的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