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冻症患者两次雇闺蜜男友杀自己：凶手获刑，为何这事并不荒唐？

渐冻症女子在轮椅上躺着

湖南一女子在被确诊为“渐冻症”后，因为“行动受限”没有办法自主结束生命，便雇请闺蜜男友杀死自己，第一次制造煤气中毒失败收场，第二次“凶手”买来假毒药拿钱（骗走雇请费约4.7万元）跑路，最终“凶手”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想来也是很感叹，因为就简讯叙事的呈现来讲，总让人觉得“这个凶手不太冷”。并且从“渐冻症女子”丈夫的讲述中也可看出，“凶手”并非十恶不赦之人。要不然在第一次制造煤气中毒时“凶手”就不会把窗户打开，自然也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毒杀诈骗”。

有必要说明的是，“凶手”在拿到诈骗来的钱全数用于归还母亲治病的债务。不得不说在重疾和穷困之间，“自我”总是显得很卑微。如此来看这事也就并不荒唐，因为在促成失序的推动里，他（她）们都在寻求“自救”，只不过方式方法不符合“常理”而已。

然而要理解“渐冻症女子”为何花钱雇请闺蜜男友杀死自己，就需要搞清楚“渐冻症”是什么，医学理论上的定义是：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也叫运动神经元病（MND），具体的病理是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损伤之后，导致包括球部、四肢、躯干、胸部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

说实话，多数人在看过“渐冻症”医学理论层面的定义后可能更糊涂，甚至还不如“渐冻症”的说法更好理解，这里我们不妨用“渐冻症女子”的状态阐明一下：24小时坐轮椅，不能自己吃、不能自己喝、不能说话，吃饭最快40分钟、最慢2小时，需要专人照顾等等（这应该是中期状态，前期比这轻一些，后期持续加重，与此同时，国内渐冻症病人的生存中位期为7年左右，病人最后去世大多是因为呼吸衰竭和营养不良）。

至于“凶手”来讲，他要是不缺钱想必是不会去“帮人自杀”。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两次的雇请费用才不过7万元（第一次说好2万元，实付19800元；第二次说好5万元，实付46902元），再结合“雇请费用”最终的去向，基本可推断“凶手”也是“一时糊涂”。

因为对于“帮人自杀”的行为，以现阶段的法理考量和道德审视来讲，都是严重违背常规的。法理上而言，如果“帮人自杀”被应允，那么就意味着“安乐死”悉数合规，道德上而言，即便“帮人自杀”是当事人的意愿，但是它所给人的道德压迫感还是很强的，从这个层面看，“凶手”收雇请费除却为钱，也是为找心理平衡。到此为止，这般荒唐事中的不荒唐才算是正式揭开。

要知道“被冻住的人生”是以“渐冻症女子”丈夫的视角展开的，这个家庭本来不苦，但是却被病磨苦了。整个讲述的氛围虽然比较平实，但是却依然能感受到难耐的维艰。“花费掉近40万元”、“至少保持她吃”、“后果没想”这些现实的碎片勾连起来，总让人觉得比起负重前行的苦楚，还有负苦前行的悲凄。

“渐冻症女子”丈夫说20岁时认识妻子（那时18岁），在县城里，他在打零工，她在开理发店，说到“看她漂亮很活泼”时透着对“小确幸”的回望感，并且还特意强调当时家里很穷，妻子结婚时没要彩礼，这种事能发生在30年前，确实可称之为“真爱”（现在他53岁，妻子50岁）。

不得不承认，爱在有限时空里确实是存有因果缘。或许也正是因为当初妻子没要彩礼，才会有现在丈夫的不抛弃和不放弃。说到底在很多家庭中，但凡遇到这样的情况，所谓的情感多半是易碎的，甚至有些家庭中就因为男方工作受挫，都可能触发家庭崩塌。

另外“渐冻症女子”患病后没怎么下过楼，她丈夫的说法是“自卑不愿见人”。对于这个事实，其实从“两次买凶杀死自己”的操作中也能看出来。因为对于世俗中的“活着”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自主性；其二、有用性。

就“其一”来讲，如果一个人连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基本上就会失去对生活的期待；至于“其二”算是“其一”的连锁反应，也就是作为社会性的人，如果不再能跟周遭产生价值关联，那么自然就会陷入绝望之中。在这个层面上，“安乐死”确实有存在的必要性。

可对于“凶手”来讲，如果他真的“帮人自杀”成功，那么依据现阶段的法理尺度应该也是要获刑的。因为以国内的“安乐死”界限来讲，患者必须是在不治之症为前提下，进而生命垂危、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病人和亲友才可作出要求，并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言外之意，“渐冻症女子”要想走向死亡，只能等病情继续恶化并达到极致才行。可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所要承受的痛苦以及她丈夫所要承受的负累，却只能他（她）们自己承受，就好像在“生不如死”之外，必须要亲历并延时这场死亡之痛才可以进入大眠和安放。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对于“渐冻症女子”来讲，可能对于社会性的枷锁她早已失去知觉，而最为难耐的枷锁却却是她最不可摆脱的肉身。就如她的丈夫描述她状态时所提到的那个戳眼之字“坨”，到最后就变成精神的“坨”，以至于她想到死亡都可能是“快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