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铁拖拽事件：“保安和女子”，为何会成争论的“受害者”？

保安拖拽女子瞬间

“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子”事件伴随着“通报”的释出，彻底进入“后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通报”更像是给事件定性（即便包含善后）。毕竟当真相被打散成无数种“碎片真相”时，仅凭“唯一的定性”肯定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甚至就最为强势的“两股声浪”（一种是“站保安”，另一种是“站女子”：其中当然存在细微的考量，这里暂且笼统归类），也将在“通报”之后进入更为激烈的争辩序列。

这使得“通报”中复盘到的细节以及处理的结果，只能被淹没在“拖拽扒衣”和“衣不蔽体”的叙事中。这两种叙事中，人们虽然口口声声强调要体味人性，但是从争论的基点上而言，不是发誓要把“保安”拿下，就是觉得“女子”活该，就好像在这场风波之中，“保安和女子”是预立的靶子，谁都可以从远处扔飞镖。

可有必要说明的是，当这场风波过去之后，“保安和女子”依然是最受伤的两个人。就“当事保安”来讲，“通报”中的定性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但尚不构成违法犯罪，责令其所属保安公司对其予以停职并依规调查处理”；而对于“当事女子”通报是“批评教育”。

就“当事保安”来讲，“通报”的定性翻译过来就是“工作没了，以后找工作也难”，之所以这样讲，到不是要同情“当事保安”，而是就后果而言的。说到底从“当事保安”的“现场操作”来讲确实是“简单粗暴”，这个在“通报”中的定性已经很明确。但是作为“当事保安”来讲，可能事后依然会有心不甘的情绪存在，因为就“现场操作的动机”来讲，他也是想平事的。

至于“当事女子”，即便“通报”中没有再对她“严苛处理”（事件的缘起：被拖拽前跟另一位乘客的争执行为），大概也是因为她被拖拽后已经归到“受害对象”一边，所以也就不便给予严苛处理，在这个层面上应该有既定的情理考量。

只可惜到此为止，舆论层面的叙事也多半停留在“宏大叙事”上，比如“保安让西安蒙羞”，以此类推的绑定言论还有很多，当然也有拿“通报”说事的，总之回到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视角可谓微乎其微，就好像“保安和女子”是来“开题”的，“开题”之后就已经不再重要。

只是在追问“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子”事件时，比起审视地铁管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先搞清楚城市是什么。由于城市很多，所以关于城市是什么说法可能有很多种。最为简单的一种是：城市是陌生人很可能相遇的人类居住区。

按照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所描述的样子：“居住区必须有为数众多、九流三教混杂的人口，这些人口必须被紧密地安置在一起，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促使这一大群蜗居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人发生互动，在这种陌生人的环境中，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观众问题和演员在戏院中面对观众时遇到的问题相仿”。

说到底就是，人们只会就演员（当事人）的演技行为给出各种“偏见性的评价”（道德性的评价），至于演员（当事人）酬劳、心情等（受到的伤害、情绪等）好像没有人太关心。于此我们回望“保安和女子”的处境，终归无法回避注定性的疏离感。

另外“通报”中在定性“当事保安”的行为时用到一个词组“简单粗暴”。这个定性“准不准”暂且不论，但是用这个词组评价舆论层面的氛围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对于这场风波来讲，“词组性审视”的气势还是很浓的。

就比如“扒衣”这个词组的传播，即便视频中呈现出“不文明的操作氛围”，但是也要清楚“保安是不太可能主动扒衣的”。之所以这么强调，就在于我们在认定不当操作时，不能因为不当操作本身，就去忽略认定的严谨性。

要知道任何事件的触发都是连贯的，只有承认这样的逻辑，我们才能在善后的平衡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有人强调让“当事保安”进监狱，即便符合正义的朴素诉求，但是如果对于非主观伤害行为处理过重，很可能会导致“不作为”的出现，或是“保安工作”再次被“两头压”（不处理现场，可能会被公司处理，处理现场，可能会被舆论处理，转头还是被公司处理）。

与此同时，比起追问“通报”本身，我们如何善后“保安和女子”以后的生活才更为重要。因为对于“保安和女子”来讲，在这场风波之后可能都会陷入生活失序的困境。虽然从事件触发来讲他（她）们各自都有责任，但是对于风波的负性消解，却应该交给公共机构。

所以有人强调“西安地铁方”应该道歉，其实应该也是出于平息风波而言的。严格来讲，发生这么影响不好的事情，虽然作为机构方不能绝对避免随机负性事件的生发，但是站在公共关怀层面，该躬身表态的时候确实是要坚决。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认错行为，而是作为公共关怀的实践，它代表着城市的胸怀和温度。毕竟对于公共负性事件的善后，除却要迅速解决事件本身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传递公共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