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为何私域中更偏重意义计算？

离婚夫妻所争抢的宠物狗

江苏南通一对夫妻婚后吵闹不断，最终丈夫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然而在庭审中，双方同意离婚并对房产等等财产处置无异议，唯独争抢一只共养宠物狗。男方认为狗是自己买的，并且日常吃喝拉撒多是由他照料，所以跟狗感情很深厚，觉得所有权归自己。女方觉得即便自己平时对狗照料较少，但陪狗遛弯已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庭审综合考量认为狗的所有权归男方更合适，但因女方对狗有感情可适时探望。

严格来讲“判决”还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狗是男方买的，从财产归属上很合理；另一方面日常照料男方负责，所以抚养归属没毛病。但是就狗之于人的存在而言，除却物化的价值属性，还有意义层面的计算。

因此就狗的所有权归属就应该是抚养权和财产权的问题，而抚养权本身就意味着双向给予，也就是狗虽然是被喂养的角色，但它同时也是主人精神构建的具体物料。不过就主人对狗的抚养权和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还是完全不同的。

要知道人跟狗虽然可以共处，但是因人之于狗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从生到死始终主导），就导致关系始终被置于倾斜的位置（即便宠物狗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也是以人的尺度限定的）。而父母跟孩子的抚养关系通常来讲是阶段性的，并且抚养关系中孩子的权利是以人的共通性为基础的，据此而言论人跟狗的关系，终究狗没有阐释权，只有被动接纳的份儿。

只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就算是在狗所有权的争抢中，但凡是基于私域的考量就会存在不同的标准。以“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叙事基调来讲，并不是说当事夫妻在离婚中不在乎房产等等财产的分割，而是就他（她）们争抢宠物狗所有权的态度令人意外。

普遍而言就算宠物狗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是真正牵涉到关系撕裂及财产分割的事宜时，应该不太会被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上。可真要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却也并不是不可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夫妻离婚后还能因为宠物狗的存在建立起“最熟悉的陌生人关系”，其实也是值得庆幸的。因此对于“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围观，不仅是它确实超乎主流秩序，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好聚好散”提供了一种可践行的选择。

当然就围观“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氛围观感而言，它依然透着汹涌的物欲气息。起码从价值的计算尺度来讲，是偏重房产等等财产比宠物狗的价值更为重要，要不然舆论上的揶揄口气为何那么浓烈。

甚至就媒体叙事来讲，为何不直接称“夫妻离婚不争财产只争宠物狗”，而是称“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就在于房产在国内还是“硬通货”，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居住生活，也牵涉个人的婚恋关系促成（尤其是男性）。

要知道新闻报道本是想强调人对宠物狗的重视，但是回到探讨的涉入口上，却还是离不开现实的隐喻。这就如当事离婚夫妻本以为“房子是幸福的保障”，可离婚之时才发现“最放不下宠物狗”，此情此景，你说房子重要还是宠物狗重要，这还真是个“打脸的隐喻”。

另外针对意义计算，功效主义历来被提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它过分偏重于总体而忽略边角的审视，很容易让意义本身被统一，也就是只要谈论意义就会陷入普遍意义当中，这使得意义就成为被定义的意义，而不是被选择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公域层面采取的是“最大公约数”的理论，也就是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意义标准，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比如公域层面认为幸福婚姻的中经济基础很重要，但是私域中有人觉得只要双方感情好就行，似乎也无可厚非。

以“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事情来讲，拿公域的标准衡量双方的态度，肯定会认为他（她）们“没脑子”，可预见的风凉话是“婚都离了，还在乎狗，看来最爱的是狗不是人”。只是这样的风凉话一定能站住脚吗？

说到底意义本身是伴随社会观念在变化，而社会观念又依赖社会发展在变化。于此在看待“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事情时，就不能以过往的社会观念或公域的社会观念去衡量私域行为，而是要以当下的社会观念或多元的视角去衡量私域行为，并且还要基于当事人的生活背景去衡量，只有如此大概才能给出更合理的评价。

保罗·瓦莱里在《诗歌与抽象思维》中写道：“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对于这句话来讲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希望存在的东西的前提是，只要那个东西不影响周遭，大概就没必要觉得它是异类。

所以回到“夫妻离婚不争房产只争宠物狗”的事情上，即便人们的围观行为是被猎奇力触动的，但是回到意义审视层面，还是要看到它进步的特征。离婚竟然可以因为宠物狗起争议，这反常吗？确实反常。但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物化思维的局限时，大概就意味着活着更像活着，人更接近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