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杀妻案：“嫌犯家属跪求死者家属谅解”，为何这是自取其辱？

嫌犯家属跪求死者家属

“南昌杀妻案”二审结束（将择期宣判）。然而基于案情事实的考量和一审判决（死刑）的参照，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审判决。不过庭外的一幕还是挺让人感慨的，嫌犯家属竟然跪求死者家属谅解，就观感判断应该是嫌犯的母亲跪求死者的母亲。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我们惯常认为只有死者和死者家属才可称得上受害方。以至于即便嫌犯家属什么错也没有犯，在道德层面好像也是弱势的，这导致嫌犯家属在参与庭审的过程时也是始终抬不起头来。

可我们还是要知道，嫌犯的母亲在面对儿子杀妻的事情上应该也有“受害的属性”。但是嫌犯母亲的这个“受害的属性”却也只能硬深深承受，而不是跪求曾经的亲家母谅解自己的儿子。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没什么商量余地的。

因为死者母亲的诉求很明确，就是希望维持一审判决，给自己的女儿一个交代。并且死者的母亲也提到嫌犯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三年，用她的话讲：“我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结果他这样。”另外还提到一审结束后，嫌犯家属曾表示愿赠送她两套房产，以求得原谅，但她拒绝了。

据此而言已经很明确，死者母亲“要得就是嫌犯的命”，至于房产补偿也好，下跪祈求也罢，既然一审前没有让步，想必二审后也就不再可能让步，并且就算此时让步好像也已经无济于事。

不得不说，在“捞子心切”的事情上，我们也只能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悲悯心去理解嫌犯母亲的低姿态，但是却不太认同她的低姿态。因为对于这种道德绑架式的行为，最终也只是自取其辱。

一般来讲像这种没什么大变化的案子。无论是道德审视，还是法理审视，应该都会无条件地站边受害方。并且牵涉人命的案子，受害方多半会把“讨公道”和“给交代”摆在首位，至于赔偿的诉求往往排在次要位置。

于此嫌犯的母亲跪求死者母亲谅解的行为，多半也只是自洽的实践。这里的自洽应该偏重无望，也就是已经清楚儿子难活命，所以尽最大努力把该做的都做到。这就跟很多子女在确定患绝症的父母日子不多时，带着到处旅游的补偿心理是一样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死者的母亲并没有立马甩开曾经亲家母的手，而是选择目视亲家母的无望。说到底如果没有这场悲剧，可能这俩位老母亲已经在带孙子或孙女，可惜一人犯错，两家受难，他（她）们终将只能成为仇人。

另外嫌犯母亲“捞子心切”这事儿让亲家母去谅解，确实是有些残忍的。之所以这样讲并不在于能不能谅解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谅解”之间是有基本限度的。平心而论，人家的女儿都被你儿子杀害了，还要让人家谅解，这样的母亲确实也是够冷酷的。

如此评说，并不于“捞子心切”是否合理，而是作为嫌犯的母亲来讲，最要紧的是先抚慰死者的母亲才对，而对于曾经的亲家母是否选择谅解自己的儿子，但凡已经正常的交涉过，最好也就不要再用道德绑架去苛求。

一方面道德绑架注定无用，而且还会自取其辱；另一方面，儿子把人家的女儿杀害，就算民事赔偿还没有提上日程，作为抚慰也该有所表示，而非是急于用房产争取人家的谅解，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嫌犯的母亲本就没有做对。

与此同时就算死者家属的谅解可能会影响到量刑的轻重，但是在具体的法理实践中，谅解的作用依然是很小的，尤其是在惨烈的命案中，往往量刑的轻重还在于案情事实是什么，而非是死者家属出具谅解书就能免去重刑。

人们常说法理无情，可事实上当人无情残忍到极限时，也就只有法理才能找回可见的公道。说实话，只因简单的家庭纠纷就把妻子杀害，无论怎么辩解都无法回避主观的恶性。并且事后还选择抛尸，也就是根本没有作出及时的悔过，所以很难说是“冲动杀人”。

因此死者的母亲坚持曾经的女婿是蓄意谋杀，大概也是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法理的判断更讲究证据链，并不是死者家属想让重判就重判，也并非嫌犯家属不想让重判就不重判。因此对于庭外的这个插曲，显然也只是“人之常情”，除此之外确实显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