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律师凶手：“被多人讨债”，为何这不只是敌意归因偏差的事？

雷某在作案现场附近 雷某在作案现场附近

“武汉律师被枪杀事件”可谓触目惊心，初步探明的行凶逻辑是“报复性打击”。按照遇害律师（薛律师）所在律所写的“案情汇报”称：“因对民事案件中自己房产被强制拍卖不满，凶手（雷某，对方当事人）酗酒后持枪（多方证实为自制土铳）将薛律师打伤（抢救无效死亡）后逃逸”。

另外经雷某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证实，近期有多名自称是雷某债主的人打探雷某消息：“好多人说雷某欠了他（她）们的钱，问雷某的房子有没有卖掉。”并且雷某的亲戚也称：“近几年雷某生意亏本、生活困顿，出事前一个礼拜，还找她借200元维持生活，200元都借肯定很难，我借他了。”到此为止事件的梗概算是厘清，舆论审视的定性是“敌意归因偏差”。

因为就雷某和薛律师而言并没有直接的纠葛，虽说薛律师生前与雷某有交集，但也仅限于四起民事案件（均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并且从根本上而言薛律师也只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并不是基于自身利益针对雷某。甚至讲得更为直白就是，真正跟雷某有利益纠葛的只是他的债主们。

可即便如此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不仅没理由愤怒，还应该抱歉才对。只可惜当雷某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威胁当威胁时，薛律师便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要知道在事发时，除却薛律师外还有另外几个同事在场，而雷某进屋后直接开枪，其他（她）人并未受伤，就说明雷某的指向性很明确，即便属于典型的“敌意归因偏差”，但是也属于预谋性的故意杀人。

有必要强调的是，薛律师大概率只是碰巧撞破雷某“失控行为”的那个人，而雷某真正的失控应该是因为“生意亏本、生活困顿”。说到底一个曾经创过办多家企业的老板（机械厂、建筑公司等等，曾经生活无忧），还不至于没有基本的是非观。

由此可推定雷某的“报复性打击”逻辑，大概多半缘于“自我绝望”到“自我放弃”推动。也就是在认为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会觉得帮助债主维权的律师也是不怀好意。当然这种情况下，雷某应该已经算是“反社会人格者”。

不过就遇害律师（薛律师）所在律所写的“案情汇报”中提到的雷某是在酗酒状态下作案，这到底会对“量刑”有什么具体影响也该掰开来看：其一、雷某酗酒是为壮胆还是心情不好，这应该有所区别；其二、虽说雷某酗酒状态作案，但是只对薛律师造成伤害，就说明他还没有失去分辨能力。

就“其一”来讲，要是确认酗酒是为壮胆，那么肯定要比心情不好酗酒的量刑要重。但是从案情的整体因果而言，雷某对薛律师的报复心应该早就存在。另外雷某的枪（多方证实为自制土铳）是专门为报复准备的，还是之前就拥有这也应该搞清楚。要是专门为报复准备的，那么肯定要比之前就拥有的情况量刑更重，至于非法拥枪的行为另说。

而“其二”的问题在于雷某的指向性很明确（他就是去伤害薛律师）。于此就雷某的“反社会人格”来讲，应该属于“心理失常”范畴。但是就“心理失常”和“精神疾病”而言，却并不是一回事儿（“心理失常”更强调认知上的失控，而“精神疾病”就属于生理性失常导致的认知性失控）。

另外在追溯雷某的作案行为时，我们有必要引入冲动性暴力的概念。普遍而言冲动性暴力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不理性和缺乏自我调节（如自我控制）的能力、“敌意归因偏差”及应对敌意或威胁的简单思维等等。

自我调节是指一个人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的能力，这个概念包括行为控制和情绪控制两个方面。一般来讲，为使个体不表现出暴力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早年培养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包括对情绪、冲动、行为反应的调节。

通俗的讲就是要“培养情绪稳定的人格”，因为早年的生活事件对个体形成信念和偏见有持久性的作用。以雷某来讲，如果他生意不亏本、生活不困顿，他应该是不会暴露出失控的这一面，但是也正因为他遭遇逆境，也让他失控的这一面系数暴露。

与此同时就案情所催生出的舆论声音来讲，也切莫陷入刻板的情绪化，比如“当律师很危险”这类渲染性话语即便看起来很应景，但真要是深入揣摩却经不起推敲。毕竟从事件本身说起，这终归是小概率事件。

之所以这样强调，倒不是为消解雷某的残酷行径，而是就事发的突然性及不可控性来讲，这更关乎个人的认知问题，而非是普遍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谈论凶案时，除却要放在特定的案情中，还要放在凶案样本集合中去审视。

因为回到惨案本身，终归是个体对个体的伤害，而非是因为职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基本的常识性立场。要不然“医生遇害”就说“当医生很危险”、“老师遇害”就说“当老师很危险”、“律师遇害”就说“当律师很危险”，以此类推可能会出现无数归因，可类推半天，非但不能更为理性的看待问题，反而会让很多人更加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