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称死刑太重：二审将申请精神鉴定，为何这不只是怕死的事？

吴谢宇

吴谢宇案在一审宣判后，虽然庭审实录引发舆论层面的多元探讨，但是伴随着吴谢宇不服死刑判决，并将要上诉的消息释出后，案件瞬间被“不确定性的氛围”笼罩。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吴谢宇对事实认定部分并无异议，但觉得量刑太重（数罪并罚被判死刑：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醉。），所以希望通过上诉留一条生路活着赎罪。

在这个事情上，通过庭审实录也能看得出来，吴谢宇不想就这样“告别世界”。就比如吴谢宇在庭审自述环节所强调：“我想去对他（她）们说声对不起，就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去弥补他（她）们。虽然我知道我现在毫无能力，但我至少可以劳动。我是没有任何时间会浪费的，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学习。”

但是相较法理的定性（吴谢宇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经过长时间预谋、策划，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吴谢宇杀害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家庭人伦，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到案后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无论是吴谢宇在庭审中如何“合理化”自己弑母的行为以及如何强调自己的有用性，也是不太容易撬动二审作出改判。

据此而言再去看待吴谢宇同意在二审中“申请精神鉴定”，大概他也清楚，除却在法理框架及程序中寻求“活路”，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保命。依照吴谢宇的辩护人透露，一审中吴谢宇没有“申请精神鉴定”，辩护人曾多次征求过吴谢宇的意见被拒绝：“他觉得没必要，他知道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知道他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精神的问题。”

从这个层面上看待吴谢宇对“申请精神鉴定”的前后变化，大概就更能理解吴谢宇的自述和自怜完全是自洽式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法理定性却靠“客观事实判断”给出结论。当然两种判断也不是绝对不相容，而是在“客观事实判断”下，更讲究普遍性的约束和惩治，而非是为个殊案件放弃预设的尺度。

当然在看待吴谢宇的“求生欲”时，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怕死”。要承认吴谢宇肯定有“怕死”的一面，但是全盘的审视案情，其中应该也有悔恨和遗憾的一面，也就是弑母虽然在公域尺度下是“绝对恶”，但是在他的理解上却是“为母亲好”，起码在弑母的那个范畴里，他曾经是那样想的。对于这个作案动机，无论是从犯罪心理学上追寻，还是从庭审自述中倒推，都是可以前后打通的。循此看待吴谢宇二审终于接受辩护人“申请精神鉴定”的意见，大概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这样的推论如果成立，那么吴谢宇在庭审中所表现出的“对答如流”就需要重新审视。因为对于精神问题来讲，本就是极其复杂的存在。就比如抑郁症来讲，很多患者依然可以正常生活，只不过内心失衡到认知出现错乱。就比如吴谢宇从始至终表现出的“自以为是”。

之所以提调吴谢宇精神状况出现问题的这个可能性，就在于吴谢宇的原生家庭氛围确实是压抑的，这个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分析结论。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原生家庭氛围压抑，就一定会导致精神出现问题，顺接着“弑亲案”的发生，而是它作为分析案情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

甚至对于犯罪行为的触发来讲，同样的触发条件，不同的人面对时，有的人最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的人却因为一时激情酿成千古恨。说到底在犯罪和不犯罪的问题上，不犯罪永远无法笃定，只有犯罪可推导。

另外吴谢宇二审将“申请精神鉴定”之所以会被舆论关注，就在于精神病确实是免罪牌。这在法理上也是明确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她）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强制医疗。对于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就此而言，就算吴谢宇真的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那么也最多算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就是他还是要负刑事责任，只不过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大前提是，吴谢宇到底有没有精神问题呢？

在这个事情上，存在两个层面的困境：其一、当前的精神鉴定结果能不能全数代表吴谢宇弑母时的精神状态；其二、以吴谢宇庭审中的“对答如流”及辩护人提到的吴谢宇在会见时“情绪方面还挺稳定，能够理智和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一审宣判前的状态），很难说他的精神问题严重到“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程度。当然这些也只是粗略判断，具体的定性还需要专业性的人员介入。

与此同时，在讨论吴谢宇是不是恶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引入“倾向的审视”。普遍而言，生命的本性是活动、是努力，是要用力气。但恶性却是死板的，简而言之，吴谢宇对母亲的恶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甚至也不是他成长的终极目的。因此无论是看待吴谢宇的恶性，还是看待普遍意义上的恶性，都要置于具体环境条件（背景）下看。

不得不承认，从根本性上而言，用禽兽之性解释人世间的恶性，已经有些过时。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常把禽兽性等同于恶性，可事实上，禽兽的秩序中，貌似也不完全是恶性的。基于此来讲，如此的比照人性和禽兽性，大概也是含糊其辞的逻辑。起码就当前来讲，确实已经不能更细微的打开人性的本来面目及复杂性。

因此回到评判和审视吴谢宇弑母的层面上，就不要张口就来“赶紧死去”、“天生魔娃”、“骨子里恶”等等绮语。而是要尽可能的借助法理框架及伦理底线进行审视和反思，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在困境中不迷失、不失控、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