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在人民大会堂暖融融的北京厅内，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春节座谈会，在这天下下午3点开始。面对众多的中央领导人和民主人士，毛泽东最后选择坐到了章士钊和黄炎培的中间。

毛泽东的“开场白”很随便，也很风趣。他说，开个座谈会，谈谈国内外情况。在会上，毛泽东谈到了对一些党外人士生活上的关心问题，此时，康生就由此想起了一个人，便说道：“宣统皇帝今年来拜年了。”毛泽东对这一话题似乎很感兴趣，于是问他：“是给你拜年的？”“是到政协拜年的。”康生回答。

随后，毛泽东的话题就变成了溥仪 ，他说：“对溥仪，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说到这里，毛泽东想到了之前自己同溥仪聊天时，听他说每月只有180多元的薪水，于是继续语重心长地说：“听说溥仪的生活不太好，每月180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说完，他扭头对坐自己旁边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还有这个工资，也略微给他涨一些吧！”与其等人家有了情绪开口要求，不如主动施以恩惠，让人心情舒畅，毛泽东从细节之处为他人考虑了很多。

特赦末代皇帝

在国庆10周年所发生的大事件中，有三件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是特赦末代皇帝溥仪；二是9月30日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国宴，招待了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内著名人士；三是10月1日举行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阅兵仪式。

当时群众们对于这几件大事中，最关注的并不是国庆典礼，而是对于特赦清朝末代皇帝这件事，大家一直对这件事议论纷纷。

这年夏天，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一些战犯们学习改造的情况报告，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随即就仔细思考了一番对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

9月14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建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对于他们之后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也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会有自己的前途。”

特赦这两个字，对溥仪来说是十分激动和振奋的，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重获自由。当时他细细体会着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建议，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大度与宽宏。后来，溥仪也多次写下对毛主席这一建议的无限感激之情。

但当看到有人开始整理衣物准备出狱的时候，溥仪又开始自卑起来，他觉得自己此前所做出的罪恶举止，不配拥有特赦一权利。1959年12月4日上午，在特赦大会上，出乎溥仪意料之外地，自己竟然成为得到首批特赦的第一名战犯。

当听到“自即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这句话的时候，溥仪再也难以自制地痛哭失声了。同时溥仪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决定处理战犯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提出的就是他的名字，并且做出特赦的决定。

特赦以后，溥仪回到了北京，并且在周恩来的直接关照下，被安排到了和杜聿明等前国民党战犯一起，到北京植物园参加园艺劳动。毛泽东的想法实际上当然不止于让溥仪简单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或当好园艺工人，而是要让他起到更大的作用。

其中介绍给外宾们，就是溥仪的一个大用处。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伊拉克、伊朗的外宾时，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用溥仪这个事例，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的，他说：

“我们有6亿6千万人口，但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团结这6亿5千万人。而被打倒的阶级，我们也要改造，有一部分已经被赦免了，其中还有一个皇帝，名叫溥仪，他从三岁到六岁统治全中国，后来被推翻了。他现在很有进步，他已经被赦免，不是罪犯，还恢复了自由。他今年才53岁，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你们有兴趣可以集体找他谈一谈。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的经验。”

半个月以后，又有一批拉丁美洲客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专程来到北京植物园，与中国末代皇帝见了面。他们对溥仪是如何学习、改造的过程非常感兴趣。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时，再次说到：“阶级是可以改造的，溥仪也可以改造。你们都是青年人，大概不会认识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随即又再次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了溥仪特赦前后的情况。

这次，客人们问到毛泽东，对溥仪这样的代表人物改造是否有信心的时候，他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有信心！溥仪是改造得比较好的一个。”就这样，经过了毛泽东的几番推荐之后，溥仪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鲜明例证，顺利地走向世界了。

溥仪的百姓生活

成为普通百姓，并且重回北京后，溥仪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上户口。当时的户口，是和粮油关系以及各种副食品票证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没有户口的话，几乎就没有办法生活。

在上户口的时候，溥仪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对方瞬间感到非常震惊。随后，户籍登记人员问到他家庭住址时，溥仪直接说道：“我家不就是紫禁城嘛！”工作人员向他解释，那里是不能随便填的。

最后经过了商讨，这一栏上只好先填写溥仪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煕家的地址。溥仪的亲友大多住在那一带，族弟、族侄、六妹、四妹等等，大家住的房子离得都不远。

刚解决一个问题，看到下一个问题时，溥仪又感到了头疼，那就是婚姻状况。虽然此前溥仪身为皇帝，但婉容皇后已经逝世，溥仪最喜欢的妻子谭玉龄，也已经被害死，剩下的几个妃子走得走，离得离。

1956年溥仪还在狱中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妻子，“福贵人”李玉琴也和他办了离婚手续。这样来说的话，53岁的溥仪实际上已经是光棍一条。办事人员根据情况，只好在婚姻状况栏里写了“离异”。

接下来最让他为难的一栏，就是文化程度。爱新觉罗·溥仪小的时候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英语的流利程度也绝对够得上四六级，但却因为不好界定，工作人员最后只能写上一个“初中”。

办好了户口之后，彻底成为普通百姓的溥仪，人生第一次开始体验一个人逛大街、在商店买东西、坐公共汽车、电车，还有随便到亲戚家串门的生活，每件事对他来说都很新鲜。

变成普通人之后，毛泽东也多次邀请他去吃饭，这算是对溥仪身份转变的一种认可，祝贺他能够抛弃过去的一些杂念，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有一次，是在1962年1月31日，春节快到来的这一天，毛泽东邀请了就邀请了溥仪也在内的几位好友们一起在家中欢聚，溥仪可以说是这次宴席上的一个特殊客人了。

毛泽东的四位老朋友们都到了之后，他神秘地介绍说还有一位客人没到，并且还用“大家以前的顶头上司”来形容他，每个人都很是好奇。最后随着溥仪进门，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先是主动地给溥仪介绍自己的几位好友，他都一一鞠躬致意。大家都入座之后，毛泽东又对溥仪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难得的机会与您相见！”溥仪回答得很激动。“我也早想见见你了。”毛泽东与溥仪亲切地攀谈起来，询问着他最近的家庭近况，溥仪一一回答。

期间，毛泽东还关心了溥仪的婚事问题，并奉劝他考虑再结婚。饭后，毛泽东提出和大家一起合影，拍照前，他还把溥仪拉到了自己的旁边，两人最后并肩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溥仪在1960年2月19日这天正式上班，成为北京植物园的工作人员，生活安定了下来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植物园里的环境，静幽如世外桃源，他自己也很喜欢这里。最初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虽然被养尊处优了几十年，但溥仪对待工作却十分认真，而且他也非常喜欢养花种草。

不久后，溥仪转到了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够熟练完成四季海棠的移栽。后来，他还学会了为花卉剪枝，为花来换盆和嫁接等等。这些工作不算很复杂，但此前从来没干过活的溥仪学起来，还是经常会付出“血的代价”的，比如用刀削插条的时候，他就多次削伤到自己的手。

在工作当中溥仪还很注意自己的劳动表现，生怕会让人觉得他搞特殊，在待人方面他也很谦虚，口头禅就是“都怪我太笨了”。他凭着自己双手的劳动拿到第一个月的60元工资时，非常开心。那时候的60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足够一个家庭生活好几个月。

当时溥仪就想，这60元该如何花呢？自己独身一人，除了吃饭和穿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花销。最后想了很久，他决定给自己做一床新被子，他出狱之后，被褥还是战犯管理所带来的。于是他他买了布和棉花，请同事帮忙做了床被子。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劳动所得，为自己购置生活用品。

溥仪还用剩下的工资买了一些高档点心和糖果，那时候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很贵，溥仪把它们当成零食吃。很快问题就来了，由于花钱大手大脚，工资完全不够用了。幸运的是，在植物园工作一年后，溥仪就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里，担任文史专员，工资也由原来的60元涨到了100元，撰稿的话还另有稿费。

1962年，溥仪再次遇到了自己的所爱的人，就是护士李淑贤，4月30日两人举办了一个简朴的婚礼。此后，家里的钱财也都由妻子管理着，溥仪也就不再发愁工资够不够花的问题了。与此同时，溥仪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也正在修改之中。

主席对溥仪的资助和保护

1962年5月，溥仪这本名叫《我的前半生》的回忆录里，其中的一篇章节被刊登了出来，毛泽东从这篇回忆文章中，了解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的来龙去脉。事后，他还问起付给溥仪多少稿酬，听说只有150元时，毛泽东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人家是皇帝，写了稿子，稿费要从优嘛！怎么就给了这点钱？可以多给点。”

1964年2月13日下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春节座谈会上，就溥仪的一些生活问题上，他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番讨论。期间对溥仪工资的问题，毛泽东就再次提出希望可以涨一点，于是就向章士钊提出，要拿出的稿费去资助溥仪。

章士钊听到这后，又想到了此前来找自己求助的溥仪的叔叔，便接着向主席说道：“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毛泽东听到后，回答道：“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听到章士钊具体情况的反映之后，毛泽东继续说道：“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2000元，请章士钊送到了溥仪家和载涛家。

钱款拨下来的时候，恰好是溥仪《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刚刚问世没多久的时候，当时引来了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毛泽东也在外出的专列上读完了全部内容。他看得很细致，对内容也很满意，同时也会对里面一些数据的真实性感到怀疑，看得出来毛泽东对溥仪的要求很高很严。

因为自己的书出版了，所以溥仪也得到了一笔稿费，因此在看到主席托人送来了资助金之后百般拒绝。尽管溥仪很感动，但却不能收下这些钱，自己的生活并不困难。最后还是章士钊一再劝说下，溥仪才留下了。

载涛接到毛主席赠送的修房款，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下发自内心的谢函。

1966年8月，政协机关内和文史资料专员的住宅区，纷纷贴出命令专员们参加劳动，并且还要降低工资的大字报。溥仪对此感到十分苦恼，自己的薪资要取消一半，这对他这个病弱之人来说，怕很难维持生活。于是他便向上级提出“保留130”的要求。

但过了几日之后，溥仪的这一请求竟没有获得批准，9月份的工资就只发了100元，紧接着，粮店也不再向他家供应细粮。正当溥仪最苦恼的时候，作为毛泽东的挚友，章士钊连夜写信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情况。

很快毛主席便做出了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趁着这个机会，周恩来不仅采取了保护章士钊的周密的措施，还陆续而适时地提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保护名单。

就这样，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保护了一批国家领导人和革命老干部、保护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高级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保护溥仪，以及从战犯到公民的文史资料专员们。

有了保护之后，溥仪一家也顺利安然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但不幸的是，《我的前半生》却在这时候“落水”了。

没过多久，溥仪的病势开始逐渐加重。当他被安排住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之后，还没享受到安心的治疗，就因为医院内部的斗争给扰乱了。溥仪被牵连了进去，看他被安排在高干病房里，一些群众就通过主治医生，开始对他下达逐客令。

溥仪的妻子李淑贤在得到“医院群众不同意溥仪继续住在高干病房，必须立即搬走”的通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又焦灼又痛苦。就在溥仪的处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保护神”又一次出现了。

1967年的日历刚翻过几页，消息灵通的五妹夫万嘉熙，手持一张传单，急匆匆踏进溥仪的病房。传单上印着毛泽东与一位亲属中的晚辈谈话的内容，其中提到溥仪的名字的地方，被妹夫重重画上了横线，那些字也因此而显得更突出了。

内容大致就是“溥仪已经被改造过来了，对立面没有了”这些，而且是借助于传单来进行广泛流传的，对于溥仪那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无疑具有巨大的政治保护作用。看了传单之后，激动不已的溥仪忍不住泪流双颊。

毛泽东再一次保护了溥仪，溥仪也以深厚的感情爱戴着人民的主席。他总是忘不了平生最后一次参加国庆纪念活动的情景，1966年10月 3日，他以工整的楷书写下一篇长长的日记：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9时30分乘车来到天安门前。我们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焕发，健步走出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太可惜，我为什么和阎宝航回去的那么早……我太想念毛主席了。我还想念他老人家1962年对我的接见，并一同照相、吃饭，对我的种种关怀和勉励。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幸福的时刻……毛主席啊，我老没有看见您老人，恨不能长了翅膀，立刻飞到您的身旁。但是，我的床旁悬挂着毛主席的相片，我看见您的相片那样慈祥，好像向我微笑，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鼓励，最大的幸福！

溥仪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此前的经几进几出之后，他的病情也更加重了。1967年10月初，肾癌、尿毒症痛得溥仪在床上打滚，夫人李淑贤急得没法，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又是周总理下令，医院才接收了他。但尿毒症已病入膏肓，无法挽救。

最后溥仪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半，生命时钟终于停摆。他的最后的春秋是在毛泽东保护之下和周恩来的具体关照之中度过的，他上缴的稿费退还了，他夫人李淑贤的住房问题、生活问题解决了，他安心地合上了双眼。然而毛泽东还没有忘记溥仪，20世纪的世界也没有忘记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

1978年，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开了追悼大会，一共有400余人出席。追悼会结束之后，溥仪的骨灰盒也被移入了革命公墓，给其生命总算画了个句号。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他说：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加学习。”

毛泽东对溥仪的态度，属于中国现代史中很重要的篇章之一。它凝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反映了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还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成功的斗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