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的一天傍晚，周恩来的岳母杨振德和往常一样，来到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巡视了一遍病人之后，正准备回家，却见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急匆匆地赶来。杨振德定神一看，发现担架前面牵着马的，正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卢正标。

于是杨振德便慌忙赶上前去，见担架上的周恩来脸如土色，她着急地问着：“怎么啦？怎么啦？”杨振德一时间吓得慌了神，嘴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话。

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周恩来并无什么大的疾病，只是身体因为过于虚弱而晕了过去。原来，在这天午饭后，周恩来冒着酷暑骑马赶往彭杨步兵学校去上课，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就从马背上倒了下来。

当时卢正标吓坏了，看着周恩来四肢瘫软，浑身冒汗，立马把他浮起来，背他到大树荫下，然后去通知当地的赤卫军准备一副担架，将周恩来抬到了中央红色医院里来。没多久，周恩来就醒了过来，看到卢正标之后他立即说道：“赶快到红军学校去，不要耽误了上课！”

“周副主席，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卢正标苦苦哀求道。“不要再说了。”周恩来坚定地回绝了他。无奈之下，刚来到医院没多久的周恩来又重新出发，去坚持上课。下课后的周恩来已经是疲惫不堪了，随即又一头栽在了担架上。

得知这次周恩来从马上摔下来，不仅仅是因为中暑，最主要是因为长期缺盐而导致的体虚这一情况之后，作为岳母，杨振德一直思索要怎么去给他多找一些盐回来。

当她得知在硝盐厂只要能挖到20斤的上等硝土，就可以换取二两硝盐之后，杨振德毫不犹豫地瞒着家里人去挖硝土时，才发现附近能挖的地方全被挖光了，一连几天都毫无收获。随即杨振德又只好到偏僻的山村去寻找，一点一点地将硝土积攒下来。

结果当杨振德把好不容易攒到的硝盐送去给周恩来之后，周恩来不仅不高兴，而且还对杨振德发了一通火。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谈个人经历时，曾专门谈邓颖超同志的母亲的一些经历，讲到了她在红军中当医生的情况，以及母亲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革命气节，话语中都洋溢着对这位长辈的尊敬之情。

那么到底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岳母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呢？周恩来的到底是如何看待她的，又为何会对岳母送来盐的事情而感到气愤呢？

一位思想进步的“奇女子”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又名梦醒，1875年生于湖南长沙。幼年时随着家人来到了广西。她的祖父是个富商，但是几个儿子却什么都不会，只顾着大手大脚地花钱。

不过杨振德的父亲却不太一样，因为他喜爱读书，而杨振德又是他唯一的孩子，因此父亲对她十分疼爱，从小就教她识字、读书，还指导她学习中医，因为他觉得当医生既可以用来防身，也可以去帮助救人。同时，杨父还敢于破除当时的风俗，不愿女儿过早地出嫁。

祖父去世了之后，家里逐渐坐吃山空，于是养父也只好带着妻女去到了广西南宁谋生。但不幸的是，杨振德十四岁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她又是个独生女，性格坚强，因此她独自一人办理了双亲的丧事，并且开始自己一个人的艰苦生活。

因为祖父是吃错了药不幸去世的，亲人的不幸和父亲的教导，都激奋着这位少女酷爱读书，发誓学医，并且钻研中医3年，渐渐地她也能逐渐为人治病了。因为杨振德为人端庄文雅，医术好，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达官贵人慕名前来看病。

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杨振德在看病时都平等对待，尤其对贫苦人家甚至分文不取。在那个年代，杨振德不管是性格还是品性，都有着自立的本领和勇气，因此被很多人觉得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女子”。

不过杨振德还是逃不过结婚的命运，在她25岁的这一年，经媒妁之言，嫁给了已经有3个儿子的广西镇台邓忠庭，作了镇台夫人。邓忠庭是河南光山人，自幼习武，是个武举人。杨振德过门之后，曾生了一个男孩，但却不幸夭折。

随后她也不愿在家里享清福，而是继续钻研医术。她非常珍视自强自立这一点，所以不久之后，她再次重新开始给人医病了起来。但对妻子行医这件事，邓忠庭却很不以为然。于是在杨振德第二次怀孕之后，邓忠庭就禁止她再去给别人看病。

1904年2月4日，杨振德生下一个女儿，取名邓文椒（邓颖超），邓忠庭一看是个女孩，就非常不满意，从不进房间看妻子、女儿一眼。邓颖超刚满月，邓忠庭就决定将女儿送人。这时一向文静的杨振德，突然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菜刀对他厉声说：“你要是把女儿送人，先把我杀了。”邓忠庭当时被妻子的这一状态吓坏了，他从没有想到一向温顺的夫人会和他拼命。

杨振德是位思想解放的、进步的妈妈，她反对政视妇女，并且还主张妇女解放、鄙弃压迫、 束缚妇女的封建陋习。清末年间，有不少进步人士提倡妇女放足，她也会积极响应。

一天，邓忠庭提出给女儿缠足，怕以后嫁不出去，杨振德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就是不要我的女儿嫁给那种守旧的人物。”她反对那种儿女很小就由父母作主订婚的旧婚姻制度，所以杨振德也不给女儿订婚，选择让女儿自己选择。她也最厌恶妇女依赖男人，坚信妇女要解放就得自立，就得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就得有为自己谋生、为社会作贡献的一技之长。

邓忠庭性情十分暴烈，工作一旦顺利，他就想调动工作。那时调动工作是很困难的，他就对上司撒谎说：“我要回河南修墓。”上司同意了，但是他并没有去河南，而是到云南去找了妹夫，妹夫是一个小官，邓忠庭想要他帮自己谋到一个官职。

但没想到这个消息没多久之后竟然败露了，说他犯了欺君之罪，并且发配他去新疆流放3年，然后才会官复原职。杨振德因女儿小不能随行，她便变卖家产，为丈夫凑齐路费。结果却被朝廷说邓忠庭贪污，于是杨振德开始每天早晚整理账目，一笔一笔都清楚地列出来，向朝廷澄清。

但到了新疆没多久，邓忠庭就去世了。而杨振德身为“犯罪家属”，于是被禁止在广西继续挂牌行医了。此时，身边有亲戚劝她去昆明，但杨振德不愿意寄人篱下，最后她选择带着邓颖超远走广州，随后又到了上海。

母亲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和困境所难倒，更没有乞求别人的怜悯和救济，而是勇敢坚强地面对现实，依靠自己的劳动去闯了一条谋生之路。 这对孤儿寡母，从南方挣扎到了北方，邓颖超小小年纪，便随着母亲从边远的广西辗转来到了开放的沿海城市，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漂泊、困苦的生活使邓颖超长了见识，比一般孩子要更成熟、更懂事一些。母亲曾在四个地方靠着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1910年，杨振德在天津育英堂任医生，可是不久后就又失业了。

培养革命家的艰辛道路

这年年底，杨振德收到了三哥寄来的信，要她们母女去找他。结果看到三哥的真实生活之后，才发现他的生活也是非常贫穷、潦倒的，只住一间小房间，没有事做，更不可能为母亲杨振德找到事做。

这时，邓忠庭的老乡帮助杨振德在育婴堂找到一份校医的工作，一个月有10元钱，管食住。本来够母女二人是够用的，但杨振德为接济丈夫前妻的儿子，便让7岁的邓颖超同孤儿一起，在育婴堂开办的编织厂里织毛巾，一天可以挣7个铜板。同时，邓颖超也在抽空跟着母亲学文化。

后来，有人介绍杨振德到戒毒所工作，每月可以挣30元。这样，邓颖超就不用再继续织毛巾了，可以专心跟着母亲学习文化。

民国初期，同盟会员张星华介绍杨振德，来到了北方著名进步人士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校任教员。不过因为是平民学校，也是受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而成立的，主要是收留一些穷人子弟入学，因此学校只提供食宿，教师没有工资。

当时已经九岁的邓颖超，也随着母亲在这所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教员都是义务任教。后来发现杨振德母女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学校特意为他们提供了食宿。

在这里，杨振德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逐渐接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并且精心研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慢慢的，杨振德开始对这所进步学校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她也越发开始努力工作了起来，一心一意希望学校可以越办越好。

从此，杨振德也走出了个人、家庭的困苦，并且时刻关心时局，开始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但就在学校刚步入正轨，杨振德母女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反动军阀却将校长陈翼龙逮捕了，随之学校也被查封。在这个时候，杨振德不仅不避风险，而且还挺身而出，为了恢复学校，她开始不断联络各界人士上诉，营救校长。但最终，敌人还是残酷地杀害了陈翼龙。

这些经历，使杨振德更加仇视旧社会了，也更加锻炼了她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表现了她勇于进取、坚强不屈的高尚品德。这位坚强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失业、寻业、艰苦奋进的情况下，抚养着爱女邓颖超，从小学读到师范，逐渐取得了谋生的本领。

在母亲的影响、教育和熏陶之下，也在当时中华民族危亡的激奋下，女儿邓颖超从少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思想也非常激进。 因此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15岁的邓颖超，在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就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校学生会主席了，甚至还被同学尊称为“老学长”。

而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邓颖超和周恩来等积极领导了天津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验，邓颖超逐渐成为了一青年革命者。

1924年，邓颖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母亲对女儿从事革命活动，选择走共产主义道路，一直都是大力支持，从不拖后腿。

邓颖超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尽管当了小学教师，但因为整天价忙于革命工作，仍不能很好地照顾和供养母亲。但杨振德不仅不对此抱怨，反而继续靠自己去行医、教书来维持母女的生活，甚至会常常跟着女儿到处奔波。

1924年10月，周恩来回国到达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7月，邓颖超也被组织上通知，南下到革命的中心广州去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也就是在这一年，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

杨振德第一次与女儿分别，心中虽然极其不舍，但她知道女儿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因此对她也只有支持和鼓励。他相信周恩来是女儿可以托付一生的人，支持她与周恩来的婚事。

1925年10月，已与周恩来结婚的邓颖超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周同宇陪同杨振德一道去广州。此时的周恩来正在领导东征，不在广州。杨振德见女儿面色蜡黄，十分心疼，一问才得知，是因为她私自打胎所导致的。

得知这件事之后，母亲非常生气，责备她太不懂事，随后便一直待在邓颖超的身边，悉心照顾她。身体恢复之后，邓颖超在11月20日赶到汕头，和周恩来会合。而杨振德不愿意依赖女儿和女婿，到执信中学当了校监。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表面上以行医为职业，实则是在掩护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母亲奔波几十年，才有了这样一个家庭。每月周恩来会收到12元的生活费，邓颖超则是8元，再加几元的交通费。

但这些是完全不够用的，于是杨振德就继续用行医的收入，来贴补儿女的革命用场。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他们还经常到处搬迁，每次搬家，他们都要选择一处既方便地下工作、隐蔽，又不会显得孤零零，既要没有敌人住，又要没有同志和朋友住，而且还要有后门，便于观察外面的情况这些条件的房子。

尽管贫苦、紧张、危险和不安定，但一家人团结和睦，都工作和生活得很愉快。周恩来一家人，在当时保证党的安全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红军医院工作

在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1932年5月，邓颖超、杨振德先后离开上海，经过地下秘密交通线，来到了瑞金。这天，还在酣睡中的周恩来听到杨振德已经到达叶坪的消息后，披了件外衣就急匆匆跑到村口。

看到妻子和岳母，周恩来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拉着老人的手连声说： “到了就好！到了就好！”这一年，杨振德已经57岁了，几十年的奔波劳作和艰苦生活，使她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这位老母亲，似乎已经有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然而杨振德她没有就此停下，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她来到了红军医院，当起了一名医生，把自己的医术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她把红军战士们都当成是自己的儿女一样，为他们医病治伤、解除病痛。

作为医生，杨振德不仅为战士们诊病，而且对煎药、分配药也十分经 心，每每都是非亲自照料不可。经过她治疗的战士，都对她十分感激，不管是这位长者的医术，还是她的的关怀，大家都把她看作为了一个慈爱的妈妈。

人人在那个时期，都很尊重杨振德，周恩来也在别人面前称呼她为“邓老太太”。

1933年，杨振德得知周恩来因为身体缺盐而变得十分虚弱，毅然决定用挖硝土来换取硝盐，还多次去到偏僻的山村寻找，一点一点地将硝土积攒下来。

当她背着硝土去换回一小包又苦又涩的硝盐时，感到非常开心。随后，当她发现一个茅坑墙上的土砖硝霜很浓，可以挖到百斤以上的硝土之后，杨振德就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当即开始挥锹挖土。中间因为太过于沉迷其中，脚下的土墙松塌时她来不及转移，便掉进两米深的废坑中。

当杨振德被群众背到中央红色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了，焦急等候的周恩来、邓颖超听到消息之后，马上赶往医院去。看到老人的双脚已经红肿，手和脸上划破的口子还在往外流血之后，夫妇二人随即打探母亲的行踪。

弄明白了老人摔伤的原由之后，邓颖超流下了眼泪，而周恩来也心疼得发出一声长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杨振德的伤口治愈之后，周恩来却破天荒地对杨振德发了一通火，而最后辛苦换来的硝盐，也被周恩来转交给了中央红色医院。原因是周恩来觉得太没有必要了，自己仅仅是因为缺盐，就让一位老人去为自己赚盐，实在太不该，才因此对岳母进行批评和教育的。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加，而母亲则留了下来。结果却在1935年的4月，不幸被敌人逮捕了。因为杨振德作为一个革命者，表现出了高贵气节和政治操守，所以反动派也拿她没办法，只能一直将她囚禁起来。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的时候，杨振德才获释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和周恩来在重庆工作，随即便把母亲接来一 同居住。这时的杨振德已已经60多岁了，因为长年的奔波和在狱牢中所受的拆磨，都让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她却仍挣扎着为革命工作。

她每天坚持看报读书，坚持为同志们诊病，在生活上尽量节俭，穿戴的衣物很少。邓颖超想给母亲添置一些新的，她就总会说道：“战争时代总要跑路，东西多了不便。”

杨振德在中央红色医院观察室

没多久后，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周恩来把岳母暂时安排到了市郊居住，他特别向同去的一位同志交待，说：

“要照顾好邓老太太，她是一位革命的老太太，做什么事不愿意别人帮忙。她半夜起来，或是出去倒水，都要多多照料她。乡下路难，注意她的安全……老太太眼睛不好，不要让她多看书，有时间给她念念报纸……”

1939年5月，63岁的杨振德主动提出住在红岩不方便，想找个尼姑庵住。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将她和自己的父亲又送回贵州。1940年春天，周恩来、邓颖超从苏联治病回到重庆，才将她又接了回来。

但没过多久，64岁的杨振德就病倒了，高烧不退，又拉肚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来看她，见她身体极度虚弱，邓颖超泪如雨下，她却十分平静地说：“小超、恩来，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不要难过。”

11月18日，杨振德安然瞑目，邓颖超看着母亲失声痛哭，周恩来则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杨振德一身清苦，逝世时仍穿着那件旧棉袄。20日，在重庆办事处的楼下，组织上为杨振德举行了一场悼念祭礼，早上9时开始，仪式简单庄重。

邓颖超后来每每回忆起母亲时，都会这样介绍：

“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