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久的革命战争过程当中，曾有不少在情报处工作的同志，为一次次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少贡献。其中一位被称为是“谍王”的潘汉年，曾担任过情报科科长，因为专业素质很高，中央和毛泽东都很信任他，而且他的潜伏工作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建国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本以为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生活的时候，1955年却突然被罗瑞卿秘密逮捕了，甚至连毛主席都发怒做出指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且在这件事之前，毛主席就曾对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究竟潘汉年做出过什么事，会惹得毛主席勃然大怒呢？他此后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

潘汉年1906年出生在宜兴县陆平村的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曾祖父和祖父都曾中过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晚清秀才，“以塾师为业并兼务农桑”。所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潘汉年自幼遵循祖训，学文识字，同时他还因为参与农活，时常与农民的接触，从而逐渐了解到了他们的疾苦，也激发起潘汉年内心希望为百姓们谋福的革命信念。

潘汉年6岁时入学，1916年考入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凭借着聪颖天资和勤奋好学，很快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3年后，他又考入中学，但没过多久却因为腿疾中途辍学，病愈后又因为家里的艰苦条件，开始在本村的小学代课。

后来，潘汉年又先后去几所学校求学，但最后还是因为家境困难被迫离开学校，16岁时就踏上了社会，在乡间当上了一名“小先生”。1924年的春天，风华正茂的潘汉年离开了哺育他的故乡，来到了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

因为他此前就曾在很多报刊上发表过杂文和诗歌等等，所以很快他就被聘为了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并加入了由郭沫若等人一起创建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积极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共产主义新征程。1927年，他受命出任《革命军日报》总编，把这份军报办得生机勃勃，成为革命战士们爱不释手的读物。

南昌起义失败后，潘汉年再次回到了上海，百折不挠推出了《战线》周刊、《现代小说》月刊等革命刊物，将上海各条战线上的爱国进步力量联合起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潘汉年经常装扮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富家子弟的形象，再加上他智勇双全、善于斡旋，还因此获得了一个“小开”的外号，这也是潘汉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标志。

1931年春，中央任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从此揭开了神秘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

在此期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和进步爱国人土，也曾巧设计谋，凭借周密的运筹部署和广泛的社会关系，长期出没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刺探敌情军机，为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潘汉年的苦心筹谋下，杨度、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被成功纳入情报网络，为中央源源不断输送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出奇效果。30年代中期，潘汉年受党中央委派，还先后两次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谈判，为红军长征顺利突围、减少伤亡损失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帷幕，潘汉年也在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出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一方面，他和上海各界领导取得联系，积极宣传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另一方面，他在和国民党的谈判桌上不卑不亢，巧妙周旋，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抗战全面爆发后，潘汉年多方奔走，往返于多个城市，和国民党当局代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同时搜集到了大量对方的第一手资料，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潘汉年出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一大批爱国人土、社会贤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继续壮大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在上海沦陷前，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和党的干部们全部安全撤离，由于他事无巨细的惊喜谋划，使撤离转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1945年抗战胜利后，潘汉年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情报工作，继续为中央作出许多重大贡献。

1947年，潘汉年奉命到香港继续从事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他很讲究统战策略，经常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流沟通。在交流过程中，潘汉年也一直都是以诚相待，对明显的错误不是一味迁就，而是耐心做好思想工作，从而获得了大批民主人士的信任，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为组织争取过来一大批民主人士。

1948年末，潘汉年开始积极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先后成功护送4批爱国民主人士，共计350余人，从香港北上解放区，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同时，他还广泛联系文化界人士，在香港举办义演等活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筹措资金。

当时在国家如此艰难的时期，正是有潘汉年这样一些忠诚爱国的革命战士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沉陷在黑暗中的古老民族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岁解放军来到了上海，先后在上海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也成为了陈毅市长最重要的一个助手，在工作上做出的许多成绩，也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誉。但与此同时，潘汉年也即将迎来他人生中变化最大，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

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一场盛大酒会后就提前离开了宴会厅，乘上列车去参加将在3月21日召开的为期10天的全国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潘汉年以及其他6位上海代表团成员，都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潘汉年住的是此前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房间：3楼303室。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提出，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清楚的，都应该主动把问题讲清楚，他还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都会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因为此前自己的几位下属都接连被逮捕，更何况他还有一个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如今被逮捕的几个下属已经基本上有了定论，而这次主席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所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随即下定决心，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彻底解除自己的内心包袱。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满腹心事的潘汉年来到了夏衍的房间，向自己的“老搭档”诉说了心里的苦衷：“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潘汉年没有直接对他说，于是夏衍就诚恳地对潘汉年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

由于他自己已经下定好了决心，再加上夏衍的鼓励，1号这天，潘汉年找到了陈毅进行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还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最后，他又将自己写下来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陈毅听了之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他一定会向中央汇报，同时还安慰了他几句，要他不要过于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第二天4月2日，陈毅亲自来到了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没想到，潘汉年这次迎来的竟然是毛主席亲自做出的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及逮捕审查自己的决定。

4月3日时近黄昏，吴祖光邀请潘汉年、夏衍一起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这天的潘汉年和往常一样，穿得很整洁，面色也很好。但整个人看起来却没有往常那样兴致勃勃，有一些忧虑。整个晚饭的时间潘汉年也很少说话，吃过饭后很快就提出要回饭店休息了。

潘汉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后，晚上8时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就下了楼。一看，找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见面后，罗瑞卿直接向他说明了逮捕的决定，就立即由几名便衣干警跟随着一起，和他一起走出了北京饭店的大门，乘上了一辆小车离开。

由于没有人知道潘汉年是被罗瑞卿带走的，所以当周围的人发觉潘汉年不在了之后，所有人都着急起来了，尤其是他的警卫员相其珍。相其珍那天晚上去看京剧，回来时已经12点多了，结果发觉潘汉年不在房间里，身为一个警卫人员，首长不见了，内心瞬间万分着急。

他立即到夏衍那里去打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当时周恩来正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潘汉年本来就是一个跑来跑去的神秘人物，所以周总理临时给了他一个紧急出差任务，到一个不能公开的地方去，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在没有确定潘汉年的真正去处之前，大家心里还是总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警卫员和夏衍就一起四处打听潘汉年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过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

为了防止消息继续传出去，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已经直接告诉了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但潘汉年的警卫却始终都不不知道自己首长发生了什么。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小范围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召集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定了一个统一的口径：你们回上海后，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

但因为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还并不知道自己首长的去向，所以为了以免遭到更大的怀疑，不久他就被“隔离”了起来，直到7月17日电台公开发布了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他才重新被放回上海。

最后的岁月

潘汉年被捕之后，小车将他带到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一处高墙深院之内——功德林监狱，此后，潘汉年在功这里一直呆到了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个春秋，几乎是他上海市副市长任职内的六分之五的时间。

之后，他又被送到了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在这里，潘汉年的生活待遇就稍微要好一些。在这里过了两个秋冬之后，潘汉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判决通告。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走出了秦城监狱，转移到了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进行劳改。

在农场为他提供的一所小楼房里，潘汉年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董慧在丈夫被捕后的第46天，也被关进了功德林，但两人却一直被隔离了起来，都不知道对方的半点讯息。如今，潘汉年算是迎来了一段安静美好的生活。

在这里，潘汉年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由于交通方便，加上路程也近，潘汉年夫妇也曾到北京城里走走。1965年两人一起去到故宫参观，临走前还一起留下了最后一张珍贵的双人照。

就这样生活了四年后，夫妻二人又被重新投入了监狱。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从团河农场被带到了秦城监狱。这一年，潘汉年61岁，董慧49岁。如果以50岁为标界划分中老年的话，那么，潘汉年此时早已经步入老年，而董慧也正向中年告别。这一对中老年的患难夫妻又被强行地分开了。

当时由于外界的特殊环境，潘汉年的生活标准不仅被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而且还对他进行了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雪上加霜的苦痛，没多久他就病倒了。

1967年10月，经过医生的检查，潘汉年被确诊为肝癌。对于他这样的情况，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理应千方百计予以治疗，以保证犯人康复。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此，1968 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一个月之后，在38天之内，潘汉年又被审讯了40多次。

就这样进行了将近3年的审讯之后，因为没有发现任何情况，一直到1975年5月，潘汉年才被移出监狱，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在这里，他和自己的妻子终于能够再次相聚，这一点使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安慰，似乎唤起了他们对生活的新的追求。

在这里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是伴随夫妇二人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在这里，有了这么一个比秦城监狱好得多的环境和条件，在生活上早已没有任何奢望的潘汉年夫妇，就这样生活下来了。

此时的潘汉年因为肝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到邮局拿报纸，到商店买些油盐酱醋、肥皂毛巾，做些简单的家务。

但和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董慧的身体就很虚弱，说话都没有力气，精神也不太正常，再加上她还有腿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因此茶场的领导们都十分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 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董慧的身体有所好转了。后来她的弟弟从香港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潘汉年经常会推着她在附近转转，有时还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 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急速恶化，再加上这些年又患上了其他很多病症，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了。随即他先住进了茶场医院，但因为医院缺乏护理，条件又差，潘汉年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于是在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之下，经组织批准，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被送到了长沙治疗。

上救护车之前，潘汉年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送去医院后，医生们经过检查和治疗，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到了不能抢救回来的程度。于是在4月14日这天，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这对患难多年的夫妻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

但董慧依然坚持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再一次重复了这句话。结果这天晚上，潘汉年还是没有撑过去，心跳骤停，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

1978年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潘汉年的弟弟和侄儿先后上述中央，要求复查。当时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曾是潘汉年的老战友，对此十分重视，之后便亲自查阅了有关材料，并指出要全面复查。

经过中央认真细致的复查之后，1982年8月，宣布撤销对潘汉年的原审结论，并且恢复了他的党籍，追认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紧接着，潘汉年的妻子、战友、下属等，也都重新恢复了清誉。

随后，中央对潘汉年的一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潘汉年同志，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有很大功劳的。”这也代表了国家对潘汉年峥嵘一生的认可。

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都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和自己的爱国之心。在给妻子董慧的一首诗中，他暗表心志：“天摇地动倒流水 ，但愿冬寒化异春。”他期望看到真相到来的那天，然而他却一直都没有等到。

他在去世之前曾表示：“到底是功是过，历史会替我证明的。”事实证明，他确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荣誉和归宿。这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一生经历坎坷却依旧百折不挠，而他的名字和历史功绩，也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