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征战沙场的元帅、大将、上将都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其中叶剑英被派往广东工作。在临走之前，毛泽东专门见了他一面，这次见面中，毛主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然后嘱咐道：“无论这个人之前犯过什么罪，都要找到他，还要给他安排好工作。”

随后，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设法找到了这个人，还热情地会见了他，让他先安顿安顿家庭，之后又为他安置了工作。

伟人口中所说的这个人是谁？为何他要专门让叶剑英去找到这个人，有过错还妥善安排了他的生活？

党外联络人

毛主席口中所说的这个人，名叫莫雄，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党中一位资深的长者，虽然他一直没有担任过什么显赫的官职，却在国民党高层中有很多朋友，受到了广泛的敬重。他也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891年，莫雄出生在广东的一个贫寒家庭里，祖辈以泥水编织为业。母亲生下莫雄之后，在他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续弦，娶了卢氏女为继室。9岁时莫雄入私塾读书，12岁给人放牛割草、当学徒做杂工，13岁时来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当小伙夫，可以说从小就历经了许多坎坷。

16岁时，莫雄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接着又策应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之后，广东独立，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追随孙中山，还在粤军部队中屡立战功。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孙中山就此失去了手中唯一的革命武装——粤军。当时莫雄在粤军中担任营长，在拒绝了陈炯明的高官引诱之后，秘密派手下连长张域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自己的忠心，请他派出要员发动和组织联军讨伐陈炯明。

在莫雄的帮助和联络下，12月西路联军一举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汗马功劳。随即在1923年，被孙中山亲自委任为粤军少将旅长。1930年，就在莫雄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视察时，在上海遇见了项与年、华克之等共产党人。

在和他们的交往中，莫雄深深感受到这些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感染，并且逐步加深了对他们的认识，于是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他便通过严希纯，正式向中共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当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李克农在得知他这一请求之后，并没有立即同意，而是表示：

“莫先生是革命前辈，要求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党为宜。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们便十分满意了。”

莫雄对这一回复表示理解，也接受了这一意见。虽然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他不仅没有消极、气馁，反而对中共地下组织及一些活动上都很支持，并想方设法地给予自己的帮助。

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的莫雄，渐渐地开始在一些机缘巧合之下，和蒋介石逐渐产生了一些“恩情”。

1922年，北伐军讨伐吴佩孚时，蒋介石时任大本营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上万余人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在城中，慌忙发出电报，向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莫雄时任该营营长，带了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

此后，莫雄与蒋介石便结下了非凡交情的开端。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颇有好感。莫雄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但是，蒋介石很快表现出了反复无情的手腕，让这位极重义气的“莫大哥”也逐渐对他离心离德。

慢慢的，莫雄的真实想法，变成了觉得和共产党携手合作，才是一个绝好的良机。1930年年底，莫雄在上海见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并谋了个“财政部视察”的挂名闲差，每月有300元的高薪，但基本一直处于赋闲的状态。

在此期间，他偶遇了他在粤军时的旧部刘哑佛。刘哑佛是鲁迅先生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他当时并不知道刘哑佛的真实身份，但是觉得刘哑佛“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

1925年二人分别，如今再次重逢都十分欣喜。在得知莫雄如今的境遇和思想状况后，刘哑佛认定他是争取对象，这才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随后经刘哑佛的介绍，莫雄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部搭上了线，成为了特科的一名重点统战对象。

1934年初，蒋介石派莫雄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带领部队进行“围剿”。在签发委任状的时候，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蒋介石还让给了他两份空白组织表以及3000元大洋，任由他自己找人“搭班子”。

如此一来，莫雄就直接回到上海，马上联系了刘哑佛、项与年等共产党人，对他们说道：“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

最后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一共有几十多个人。这一国民党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让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莫雄的保安司令部在江西德安，距南昌80公里，距九江55公里，管辖赣北部7个县。

当莫雄部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取得联系之后，双方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导自演了几出瞒天过海的剧情：表面上，莫雄的部队在“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并且还打了几个“硬仗”，“打垮”了工农红军，甚至也“摧毁”了革命政权。

但实际上在他的协助下，当地的革命政权早已转入了地下，工农红军也已经转移；莫雄还巧妙地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了工农红军，这一切都让外界一点没有察觉出来。

因为这次的协作，莫雄的德安第四专区还被封为了“模范区”，因为和当地游击队打了几仗，“大获全胜”，因此还被蒋介石“传令嘉奖，考成第一”通报表扬。

自此之后，莫雄和中共地下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系也就变得更加密切了。德安第四专区驻南昌办事处甚至还成为了掩护共产党工作活动的一个秘密地点。地下组织还在南昌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对外公开名称是“张育民诊所”。

凿穿“铁桶”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第五次“围剿”的绝密军事会议。因为有了此前一系列“骄人”的战绩，以及在国民党军内深厚的资历，莫雄这次也被特邀参加了。会议上，蒋介石介绍了这次的计划，称为“铁桶围剿”，计划动用150万军队，打算一举剿灭瑞金的中央红军。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星期，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蒋介石亲自为他的二百名高级部下，仔细解说了一番这次的“铁桶围剿”计划。后来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周密的、成功的、绝佳的战术——如果莫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话。

“会议才开始两天，我就被他的规模震慑到了！”莫雄后来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如果实施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莫雄当时也是深知这份情报对中共的重要性，于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决定要将这一情报送去给共产党。回到德安，他马上就带上标明着“极机密”字样的会议文件，急匆匆地召集秘书刘哑佛、保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一起商量对策。

三人看了文件后不禁暗自吃惊，忙问莫雄的意见。莫雄毫不迟疑地交代他们，直接立即送去苏区，后果由他来承担。3人听到后万分感动，纷纷表示：“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他们随后先把“铁桶围剿”计划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以最快的速度用密语抄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最后又把字典送去了瑞金。就这样，会议结束还不到七个小时，情报就被连夜送往了中央苏区。

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人深知这份情报生死攸关，容不得一点闪失。最后商议决定，由项与年亲自运送情报。

因为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多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三人中，项与年有着最丰富的地下斗争和临敌处置的经验。

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了一个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但到了泰和县山区的时候，他却发现敌情原比想象的更严重：每个村子都有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也都被严密封锁了，发现可疑之人他们就会立即逮捕。

当时的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项与年也越来越心急，因为每耽搁一天，都可能失去最后的生机。情急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自己面门拍下。

一时间，鲜血流满了他的脸，四颗门牙也被砸掉，等到第二天，项与年的脸已经肿胀起来，再加上他的头发蓬乱，衣服也早已被刮破，所以整个人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

他又将发馊的食物放在装着字典的袋子上，就这样，刚走到敌军的岗哨处，就被立即轰走了。昼夜兼程奔波两千里后，项与年终于及时将情报交到了周恩来的手里。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果断决定提前转移。两周后，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赶在计划形成合围之前，成功撤出了苏区，8.6万人也就此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左右。

正是因为莫雄送出的这份情报，成为了中央红军撤出苏区的重要决策依据。如果没有这份提前送出的绝密情报，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后来感慨：“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搞情报的同志”，指的是屡立奇功的隐蔽战线，当然包括“铁桶计划”的同志们。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一个是并非共产党员，却被称为“共产党的老朋友”的国民党少将莫雄，一个是功勋卓著的隐蔽战士，真名隐于历史几十年的项与年。

弃守毕节

红军开始长征后，莫雄还积极帮助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安全转移。在一些公开场合，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们称兄道弟。比如，蒋岳对莫雄都会尊称“莫大哥”、“大哥”，毕恭毕敬；陈光中对他也非常顺从。

莫雄和他身边的几位共产党员，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机智地将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红军成功突围后，蒋介石也都还没有意识到情报已经“泄密”，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计划竟然是被莫雄泄露出去的，也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不过，1935年春的一天，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还是把莫雄惊出了一身冷汗。

电报上是让莫雄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但却没有说出任何原因。还继续派出莫雄阻击红军。莫雄心里没底，找刘哑佛商量。刘哑佛思考一会儿之后，安慰莫雄：“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完全用不着叫你去贵阳啊。莫大哥你尽管放心去好了。”

果然，莫雄到了毕节后，接到了蒋介石派来的新差事——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还为他配备了一个师的兵力，原来是为了让他继续攻击红军的。这让莫雄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1936年2月，贺龙率红军通过毕节，莫雄得到消息后，不战不守，直接将自己的部队全部调出毕节，给红军“让路”，让红军在毕节城足足休整了半个月。

红军离开毕节之前，派人给莫雄送去一封信：“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落款署名为贺龙、萧克等9位红军领导。

莫雄看到信后十分感动，于是对送信的红军说：“你们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会帮助你们的。”

然而，莫雄在毕节给长征中的红军让路这件事太过于明显，最后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之下，立即将他抓捕起来，送往南京军法处关押。在狱中待了150天期间，一直没有人来审问他，而且生活方面也待他如宾客一般，单独的监房内有沙发、书桌、弹簧床，还有浴室，看守的军警也很客气，没有给他带脚镣、手铐。

直到1936年6月。莫雄的至交好友——时任国民党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的张发奎，和国民党高官陈诚向蒋介石说情，才将莫雄保释出来。

莫雄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都不错，有时候莫雄倚老卖老，蒋介石还得让他三分，但是这次蒋介石生气了。出狱后，蒋介石召见莫雄时，气还未消，见面就问他：“你身边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莫雄冷静地回答：“没有的事。”

蒋介石又说：“你司令部参谋他都承认是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莫雄开始随便应付：“没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以前是我的旧同事。”蒋介石听莫雄这么一说，气反而还消了许多，哼哼叽叽地说：“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很有本事的人，但不能用的，知道吗？”

莫雄顺着他的话答道：“请委员长放心，以后我留意就是。”这场风波就这样让莫雄应付过去了。随后，他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去了汉口。

“老朋友”

抗战时期，莫雄凭借手中仅有的权力，真诚地同共产党合作，做了不少好事和大事。1939年起，莫雄几经调动之后，一直都在广东境内，但他依旧继续接济中共组织，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莫雄领导的挺进纵队中活动多年，一直平安无事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莫雄的保护和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因为被不断高密，多次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只要有可能，他依然对中共和地下党员的支持和帮助始终如一，矢志不渝。1949年10月，广州迎来了解放。

建国后，百废待兴，毛泽东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但是对于亲朋故旧和师长的来信，他都亲自作复。并且对于一些先烈、遗属，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他也会记在心里，并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

这天，毛泽东问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还记得广东有一个莫雄吗？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叶剑英接下指示后，立即写信给莫雄，并派人去香港将他接回广州。

几天后他就收到了几封请他回广州的信，其中一封就是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市长叶剑英的亲笔。二人也是老朋友了，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在一个师里，叶剑英是参谋长，莫雄是旅长。

叶剑英在信中，将毛泽东的话告诉莫雄，莫雄听了激动不已，对毛泽东称他是“老朋友、老同志”感到无尚光荣，并且立即欣喜地回到广州。一见面，叶剑英就说，南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嘱咐过他这件事。

11月，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一年后，北江地区匪患肃清，莫雄调回广州，被安置在广东省参事室工作。1956年，莫雄来京参加国庆典礼期间，叶剑英再次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在家中设宴招待。

在这次的宴席上，莫雄说出家里人口多，生活有困难的问题，叶剑英听到后，随即联系了政府，每月补助他100元，莫雄对此十分感动。后来，莫雄升任省参事室副主任，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0年，莫雄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莫雄为人重义，结交广阔，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因此还得了个“五色将军”的外号。而他一生最珍视的，就是与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从莫雄开始与中央特科接触、秘密为党工作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过了20年，很多当年的老朋友，刘哑佛、卢志英，已经牺牲于各种特殊战斗，还有很多像项与年一样，匆匆一别，再无消息。但是，莫雄和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一直没有被遗忘。

这个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色将军”，有着最闪亮的红色底色。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莫雄曾写道：“‘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对我一生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