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解放初期，因为“潘汉年”等人的波及，先前暂留的一些伪特人员们纷纷被捕。一天，上海警方抓捕了一名“特务”。在审讯的过程中，这位被审讯者的神色丝毫没有一丝慌张，反而有些疲惫和复杂。

办案人员要他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供出同伙，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慢慢抬起头，结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难以置信。他朝着工作人员说道：“我是党员，曾参加过特科、参与过锄奸行动，还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一听到他这番叙述，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审讯人员也不敢随便再对他进行处置，开始一级级向上汇报。最终，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找来罗瑞卿，再三叮嘱他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件事，并处理好。

就在这位“敌特”被关押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他的身世终于被调查清楚，最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取保候审”。原来，这位“特务”就是董健吾，曾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许多突出贡献。

这期间到底有什么误会？为何一个红色特工会被当作“特务”抓起来呢？

红色牧师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祖父董守志曾当过县太爷，有几分学识，祖母的家里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上海滩很有名气。董健吾出生的时候，祖母为他取名董守青，后来他自己改了这个名字。

从小董健吾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受祖母的影响，董健吾在少年时代便考入了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入了基督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常设家宴款待中国同行和中国学生，董健吾也是校长家里的座上客。

因为他性格活跃，学的是理科，却对文学和哲学感兴趣，而且也和他自己取的名族一样，身体魁梧，好体育，还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因此校长对他十分喜欢和赏识，甚至一心想将他培养成接班人。所以在校长的建议下，董健吾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的神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牧师。

随后，校长又安排他去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里转了个圈，回到上海后便将他留在了身边，当起了自己的助手。但时势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家处在动荡之中，董健吾身在教堂，心却沉寂不下来。

那时的他富有正义感，同情穷苦人。1919年受“五四”的熏陶，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萌发后，董健吾不顾校方的阻拦，毅然加入了升国旗运动。这样一来，本来非常赏识他的校长便和他就此决裂，董健吾也被开除。离校后，他开始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起牧师。

但他内心的爱国之情依然没有中断，有时他会拿出地图，看北伐军的行军路线。一次，他的大学同学浦化人以宗教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邀请他一起去，董健吾一听非常高兴，就同意了。

浦化人是个共产党员，于是董健吾在这次的革命活动中结识到了冯玉祥。二人一交谈，他就被董健吾对基督教义精深的见解和其渊博知识所吸引住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下便诚恳请求董健吾到自己的军队里任职。

冯玉祥指定董健吾担任自己的秘书，还要他来教授自己的夫人、孩子学英语。因为他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时间一长，董健吾就认识了不少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就是其中一个著名人物。

董健吾虽然交往广泛，但他的信念却一直都很坚定，不为他人所动。 1927年宋子文来找董健吾，以同学、朋友的情谊来劝说他追随国民党。但董健吾却直接拒绝，他对宋子文坦然地说：“道不同，不与为谋。”最后宋子文只好作罢。

1928年，董健吾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便深入冯玉祥的部下，开始兢兢业业地传播讲授 “红色”教义，士兵群众们也由此称他为“西北军中的红牧师”。

董健吾在西北军中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蒋介石派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密探、特务的极大注意，还直接被列入了“黑名单”。冯玉祥得知此情后，立即将董健吾秘密保护起来，并开始想办法让他脱离险地，但董健吾却表示要回上海。

11月初，董健吾来到上海后，按原来的计划，中央想让他在互济会里工作，但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陈赓却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于是亲自出面说服董健吾加入中央特科。

就这样，董健吾开始做起了情报工作，圣彼得堡就成为了中央一个秘密的联络点，这里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派来的，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也都在这里开过会。后来不管是接头任务，还是党内的一些机密文件、刊物，都会在这里进行和存放。

1929年，白鑫的叛变让许多中央同志们陆续牺牲，为了防止他进一步出卖更多的同志，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捕杀白鑫的命令。董健吾在陈赓的领导下，开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配合情报科对白鑫的行踪进行秘密侦察，终于得知白鑫即将逃离前往意大利。

董健吾迅速将这一情报告知陈赓：“绝不能让他跑掉！”中央特委 “红队”立即行动起来，按照董健吾的这一确切情报，终于在白鑫即将密赴南京领受蒋介石的封赏，准备离开的前夜，一举歼灭了白鑫以及担任保护的特务等人。

抚养毛岸英兄弟

1930年2月，陈赓来到圣彼得堡交给了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用基督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一家幼儿园。

当时的上海党中央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经费也很困难，董健吾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以一亩50元的低价卖掉了家中祖传的30亩地的田产，用来筹办幼儿园。再加上宋庆龄的资助之后，“大同幼稚园”，一个专门收养烈士和领导人子女的幼儿园开办起来了。

董健吾任幼稚园园长，他的夫人黄雪光，以及李立三、恽代英的夫人等均在该园担任保育员。为了使幼稚园免遭国民党军的迫害、骚扰，董健吾还特地请宋庆龄题写了“大同幼稚园”的牌匾。一开始，幼儿园就收养了李立三的女儿、恽代英的儿子，澎湃的儿子等。

也就是在这年的11月，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遗下了三个儿子，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为了使毛家三兄弟免遭毒手，他们的舅母通过地下党组织将三兄弟转移到了上海。

一天，董健吾突然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让他立即前往法国公园接头。在那里，董健吾见到了毛泽民，毛泽民向董健吾托付了毛岸英三兄弟。通过董健吾的安排，毛岸英三兄弟住进了“大同幼稚园”。双方匆匆相见，又匆忙离开。

董健吾把岸英三兄弟安排进大同幼稚院时，特意嘱咐在幼稚院工作的妻子妥精心照顾这三个孩子。同时，董健吾当时还在中央特科担任重要职务，经常冒风险营救同志，惩处叛徒特务……

但他却特别喜欢岸英三兄弟，经常会带些好吃的食品给他们。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院同其他孩子一起读书游戏，享受着童年的欢乐。那时岸龙还小，身体又虚弱，白天玩得多了，晚上就会尿床。岸英怕吵醒保育员阿姨，经常自己爬起来为弟弟换短裤。

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深沉的夜晚，岸龙突然腹泻发高烧，难受得在床上来回翻滚，啼哭不止，岸青见弟弟难受，急得也哭了起来。岸英急忙找来了保育员陈凤仙，她见岸龙面色发白，感到危险，便立即抱起岸龙直奔广慈医院。

广慈医院是教会开办的医院，与董健吾的关系特别好，许多医生和护士都是教堂的教友。医生急忙把岸龙抱进急诊室，投入紧张的抢救中。 但一番抢救之后，还是未奏效，几小时后，他走出急诊室，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道：“这孩子得了紧口痢，发现得太晚了……”

第二天，负责幼稚园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为岸龙处理了丧事。 岸英、岸青都哭红了眼晴，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地下党一直尽力保护着幼稚园，但在一天得知幼稚院的保姆桂荷英奇怪地失踪了之后，高度警惕的组织觉得有危险，随即在1953年3月解散了幼稚院。院里所有革命子弟立刻转移，寄养在亲戚和可靠的同志家里。

唯独岸英兄弟在上海举目无亲，毛泽民也已经离开了上海，一时又难以找到可靠的同志，于是董健吾便主动替党分忧，把无依无靠的岸英兄弟收养在了自己家中。

就这样，毛岸英兄弟俩就成了董家的编内成员，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地共同生活在动荡而又不平凡的岁月中。岸英渐渐长大了，他既懂事又好学，但又因为外部环境不能送他上学。于是按照爸爸的吩咐，大哥董载之、大姐董惠芳就教他学语文和简单的英文，督促他每天练大楷。

这期间有很多次董家都被敌人盯上了，一家人也因此搬了数次住处。一天， 董健吾发现窗外有人影晃动，像是在张望，为了安全，董健吾再一次把家搬走了。

没几天，敏感的董健吾发现楼底下人家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仔细观察才知道楼下住着青楼女子。他担心这种环境对岸英、岸青生活不利，又重新搬家，暂时住进法租界的朋友家里。后来才在泰兴路通安里找到合适的住处。

家里本来孩子就很多，几次搬家之后，经济也变得越来越窘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董健吾的妻子只好为人家做佣人洗衣服，女儿惠芬、惠芳在家做纸花，上街兜售，赚些零钱补贴家用，勉强度日，维持生计。

1934年初冬，岸青突然出麻疹，继而岸英又患伤寒，病势严重，十分危险。无奈，董健吾把家里一些值钱的衣物都典卖掉，来为他们治病， 昂贵的医费使董家实在支付不起，最后董健吾的妻子只能背一个、搀一个到很远的施诊给药的慈善机关去医治。

经过一番精心护理，兄弟俩终于都恢复了健康。董健吾一家这就样几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地抚养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直到1936年6月，经过董健吾的努力，岸英兄弟乔装改扮，乘上了法国邮船离开了上海， 转道去了苏联。

后来岸英、岸青兄弟去到了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昵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两次赴延安

1936年1月，宋庆龄向来她家里玩的董健吾的女儿小罗茜，转告父亲请他到家里来磋商要事。这一天，宋庆龄取出一封火漆印封的密信，对应约而来的董健吾说：“董先生，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请您务必尽早动身到陕北去，当面把它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这件事如果能够办成功，益国匪浅，先生千万仔细！”

董健吾手持这封密信，看着宋庆龄严肃的神情，深感责任重大。一路风尘之后，董健吾先抵达了西安，落脚在圣约翰大学时的老同学家中，随后他又很快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取得了联系。本想着商议尽快到陕北去，结果却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雪，道路都被阻断了，完全不能动身。

情急之下，董健吾想到了张学良，他随即来到张学良的家里，再三说服之下，张学良将自己的专机借给了他，最终顺利到达了陕北。会见了中央的几位领导，参观了瓦窑堡镇容、拜访了王稼祥等人之后，第十天的上午，董健吾便离开了。

4月间，董健吾抵返上海的当天，就去宋庆龄的府上复命。收到中共领导人的复信和礼物，宋庆龄非常高兴。她特地留董健吾在家中吃饭，为他平安归来和圆满完成任务表示祝贺。

宋庆龄从中央的信中得知，“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有一名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冲破新闻封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宋庆龄便又一次想到了董健吾。

一个晚上，宋庆龄将董健吾找来，向他解释了这一个新的任务——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往苏区，并希望他可以去。董健吾再次临危受命，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

于是宋庆龄设计了接头联络暗号，在一俄文名片上题写两句英文诗，然后盖上骑缝章，一剪两半，一半给董健吾，另一半托人秘密转交给斯诺，二人在西安以拼对名片取得联系。

1963年6月3日，斯诺从北平启程，一开始他心中完全没底，仅凭一张被撕成两半的名片，他很担心能否真的能联系上。斯诺和马海德两个人先到达了西安的一个招待所里。几天之后，一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胖男子走进了斯诺的房间，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他们打招呼。

他自我介绍道：“我姓王，是孙夫人的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原来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说完后，他拿出了半张名片，斯诺激动不已，马上将自己那半张名片取出，暗号对上了。这个神秘的“王牧师”便是董健吾。

随后，董健吾又和西安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很快就和中央派来西安接斯诺的邓发接上了。就这样，在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和马海德通过重重封锁线，离开了西安，辗转到达延安。这次陕北之行后，斯诺写下了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报道——《西行漫记》。

而“王牧师”的名字，也随着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流传海内外了。

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的一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期间，斯诺对毛泽东说道：“我十分想见一见我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几十年了，不知王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斯诺提出这一请求之后，毛泽东一时间似乎没想起来：“王牧师？”他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斯诺见状，接着补充了一句：“就是35年前护送我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王先生。”

“35年前……王牧师、牧师……哦，是他啊！”毛泽东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位颇有传奇色彩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最后的日子

当年送别斯诺后，董健吾回到了上海，由于情况突变，他的单线联络潘汉年去了香港，于是董健吾就此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也再没有接上。

从他多年的功绩来看，只要建国后他找到组织，必然是能够得到妥善安置的。同时陈赓，毛泽东等都曾与他有过直接的接触，因此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工作，可他并没有这么去做，而是选择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众。

其实从他当年变卖自己的家产去支持革命事业，就能看得出他并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因此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他毕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也已经实现了，又怎么会借机向组织索取呢？

1955年，因为潘汉年的事情，董健吾受到了牵连，被逮捕关押了起来。当他重新公布了自己的身份后，党内也迅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就连毛泽东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周恩来在得知这件事后，直接将他“取保候审”。

直到1960年斯诺访华时，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后，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便同意了他们的见面。可是，当斯诺来到上海访问时，却突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立刻赶回北京。于是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几天以后，周恩来便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要求迅速查明他的情况，经过一番大的周折，先是找到了浦化人，才得知“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1961年2月2日，正在上海穷困潦倒，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了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饭店对面的小楼里去一趟。当时，这座小楼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董健吾当晚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小楼。

突然，门打开了，一位佩戴大将军衔的军人走了进来，董健吾眼前瞬间一亮，竟然是陈赓大将军！陈赓先他一步走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曾经出生入死，同自己战斗在一起的战友，感慨万千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唉，这么多年了……你上次来延安，我正随主席在前线打仗。解放了，你怎么不到国防部来找我？唉，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

两人一番交谈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董健吾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他的生活才逐渐得到了改善。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手术，3月，他又因为胃出血住进医院，“经近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神志有时不清”。7月，经确认是胃癌后，董健吾的病情逐渐加重，最终在这年的12月12日，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作出过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的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

1978年，李维汉亲自证明了董健吾的革命经历，恢复了他的名誉。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了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