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43岁的红军军长朱德，在长汀与18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从此，康克清陪伴着总司令走过了47载。婚后，两人几乎再也没有分开过，即使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当中，康克清也始终都没有和丈夫朱德分开过。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在医生和工作人员的百般劝说下，终于住进了医院，但所有人都没料到，病魔无情，这一住康克清就再也没能回去。

弥留之际，康克清对围在身边的子孙们断断续续地说：“这次，我可能拖不过去了，你们要好好的，太平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临终前，康克清曾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

童养媳到红军

1911年，康克清出生在赣江边的一户穷苦渔民家庭当中，当时正值桂花飘香的时期，所以家人给她取了个“桂秀”的乳名。因为家中生活太过于拮据，于是刚出生40天的时候，康克清就被送去做了“童养媳”。

也是因为贫寒的家境，造就了康克清倔强、率直的性格。1926年5月，农民运动开始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康克清很快就加入了农民运动当中，参加了少先队和妇女协会，担任妇女会的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区妇女会的宣传委员，办训练班，组织宣传队，积极活跃地开展革命工作。

在南昌起义的影响下，1927 年冬至1928 年1月，江西省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这一期间，康克清是武装暴动队的队员，她拿起武器，参加了武装暴动斗争。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她英勇无畏， 冲锋陷阵，受到了攻城指挥部的表扬。

但同时万安农民的武装暴动也给敌人一番沉重的打击，于是反动派立即调集了大批武装前来镇压。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万安的形势，指示万安农军分散力量，转入山区，保存实力，进行游击斗争。

1928年秋天，陈毅从井冈山来到了万安县，和万安党组织接上了头，了解暴动后的革命形势后，他鼓励万安同志坚定革命信念，继续坚持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毅还鼓励愿意上井冈山当红军的跟他上井冈山。

于是革命青年们都纷纷争相报名，康克清也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 随即也自告奋勇报名要当红军，但负责报名的同志看到她却说：“不行，不知道上级要不要女的当红军。”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革命不分男女，女的也可以做革命工作，我能烧火煮饭，也能学会打枪打炮，古代有花木兰从军，我就不能当红军？”

当时坐在一边的陈毅，看到她身强体壮又这样坚决迫切，笑了起来， 点了一下头，算是应允了。随后，康克清告别了父母和家乡亲人，和80个农民一起，跟随着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便开始了她漫漫的革命征程。

上山的队伍行进到了遂川之后，忽然停了下来，同伴们兴高采烈地告诉她：“朱军长来了！”康克清一听，赶紧挤在人群中踮起脚张望着，只见一个体型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仔细一看，他脚上穿着草鞋，军衣领子敞开着，一身风尘，边走边笑嘻嘻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

怎么看，他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对士兵也是和和气气的，这让当时的康克清看了之后觉得很奇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朱德。

1929年3月11日，红军进入到了福建长汀县内。一日傍晚，朱德散步时遇到了刚刚牺牲没多久的妻子伍若兰的校友曾志，便关切地问她：“今天宣传怎么样？”曾志回答道：“群众的情绪很高，不少青年人都要求参加红军。”

“好啊，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只要替群众办了好事，他们是会拥护和支持的。”朱德的语气一下子兴奋了不少。曾志凝思了一会儿，提议道：“朱军长，到我们那里去坐一会儿吧。”朱德点了点头，同意了。

曾志和一些女战士们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进门大家一看到是朱军长，都站了起来。朱德一看大家都有些严肃，便问道：“刚才进门时还听到你们在这里蛮热闹的嘛，我一来都变成哑巴了！”“你是军长， 她们有点怕你。”曾志说。

朱德一听，幽默地说：“敌人怕我，你们怕我干什么？还不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巴。”这一番话逗得女战士们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女战士笑着先开口说了话：“朱军长，你真有意思。”朱德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这个高大健壮的女战士，黑黑的大眼睛透着泼辣和活力的女战士。

接着他不禁问：“你是哪里人？”女战士回答说：“江西万安县罗塘湾。” 朱德接着问：“叫什么名字？”曾志立即回答：“康桂秀。”朱德又问：“今年多大了？” 女战士答道：“17岁。”

朱德这才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叫康桂秀的女兵，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便问她怕不怕流血牺牲，康桂秀斩钉截铁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朱德夸奖道：“好，回答得很好嘛。”

不久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占了长汀，首战告捷。解放了汀州城之后，这里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也就在这一期间，曾志一天突然问康克清：“桂秀，你看朱军长这人怎么样？”康克清不假思索地回答：“军长人很好。他带领部队打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对士兵还特别和蔼可亲。”

在曾志的解释下，她才反应过来是想要撮合他们结婚的意思，康克清当时惊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一晚，康克清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在和朱德的一次深入交谈之后，康克清逐渐被他真诚又恳切的话所感动了。见此情景，朱德和蔼地对她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这样，我来问，你不回答就当作同意。” 康克清听了之后，没有任何表示。

“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朱德又问了一遍，康克清依旧没有反应也没有说话。见此状，朱德的脸上立即露出了喜色：“你答应了？” 康克清此时的脸一下子红了，终于微微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么一个微微的点头，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也开始了她与朱德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随相伴的情缘。

走在长征路上的“女司令”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康克清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她一直觉得“桂秀” 这个名字太女孩子气。当晚和朱德商议过后，第二天，她就按照规定的手续，向组织上打了个报告，经过同意之后，从此，康克清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1931年元旦刚过的一天，康克清入了党，朱德得知后，不仅为她庆贺，也坚定地对她说了一句话：“凡是对党有利的，就要不怕牺牲自己。”这句简短的话，让康克清听完后感觉内心十分沉重。

1934年，红军开始了长征。当时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们都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已经48岁了，但他为了节省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一路上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他只要了两匹马，一匹用来骑乘，一匹用来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上了年纪的朱德还要同年轻战士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疼地说：“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马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安慰她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

遵义会议后，红军展开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先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中的女性不多，她们没有多少机会直接参战，但还是学习了刺杀、射击等本领。康克清在红军中，就有“女司令”的威名。

1935年春天，土城之战打得十分惨烈，就连女战士们也都被卷入了进来。当时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在地势狭窄的山坡上，身为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掩护部队撤退。子弹呼啸着从她的头上掠过，康克清拼命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还险些被俘，连自己的背包都被敌人夺了去。

到达延安后，康克清又进入抗大学习，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对此，朱德既高兴，又感到骄傲，他不无自豪地称赞康克清：“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

作为丈夫，朱德更关注的是如何让妻子尽快成长起来，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做为全军领导人所承担的重要职责，所以朱德从不让康克清去料理自己的生活，而是给她更多时间去学习文化。而作为妻子，康克清则希望能给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但残酷的战 争环境和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常常离开丈夫，投身繁忙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在瑞金的时候，康克清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到妇女义勇团，从红军大学到总部直属队， 每一次调动工作她都愉快接受，因为她首先考虑的，是革命的需要，而不仅仅是当朱德的妻子。在中央苏区的日子里，尽管他们夫妻经常不在一起，但二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和谐。

1937年，康克清在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说：“我从未跟朱德吵过嘴，有时我给他一点小小的批评，但他平常的行为总是对的。”在韦尔斯的眼中，朱德和康克清之间的关系是让人羡慕的。

她说：“我曾和康克清还有朱德、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过饭。康克清顽皮地 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却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笑望着他们两个，心想他们是多么罕有的一对，而且又都这么惹人敬爱。他们两个就像百炼之钢。”

在反“围剿”的日子里，康克清发现朱德瘦了很多，还常常看着地图摇头、叹气，还自言自语：“这样打怎么行呢？”但康克清关切地询问他时，朱德又总是摇摇头，沉默不语 。

面对张国焘的压力，康克清更是担心朱德会受到伤害。当她对朱德表露出自己的担忧时，朱德反而安慰她放宽心，告诉她遇事要冷静，不能贸然行事。果然没过多久，康克清受到了监视，还被另行分配工作，企图把他从朱德的身边调离。

对此，康克清十分气愤，想要离开部队、找中央汇报这一问题。但朱德依旧耐心地劝导她说：“不能这样做，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反而是安全的。”

每次处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朱德都是用他那宽广的胸怀、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性格，来激励着康克清，给她信心和勇气。50多年后，康克清谈起朱德，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出以公心、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真正革命者。

在国人的眼中，朱德不仅是让人敬佩的老革命家，而且也是廉洁、俭朴、慈祥的一个老人。的确，对于康克清来说，每一次看到朱德时，都觉得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平凡的就像是个普通的农民。而自从和朱德结了婚之后，康克清也才明白，这一点也正是他之所以能赢得人民群众们的尊敬和爱戴的真正原因。

晚年的相互陪伴

建国后，朱德虽然已经将近古稀之年，但却依然担负着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当家乡的亲属们得知朱德在北京当了“大官”之后，都想来北京享享清福。当他们来到重庆辗转的时候，刘伯承接待了他们，并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朱德。

康克清知道朱德是个重感情的人，但也清楚朱德在处理亲属问题上的态度，于是她向朱德提议，几家亲属每年来一个小孩，其余人回去。朱德觉得这样符合情理，便打电报给刘伯承，让他阻止亲属出川，并写信告诉亲属们返回家乡，自食其力，安心生产。

进城后，朱德在自己的岗位上依旧倾注大量的心血，同时他自己又身体力行，从未打破党的纪律。不仅如此，朱德对家人也十分严格，从未给子女们带来任何的“福荫”，反而要求他们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也正是他良好的家风和教育，朱德的女儿和儿子，都一直在基层默默地工作着。

而作为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一直像他的丈夫那样，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始终保持着清廉简朴的作风。

曾在参观秦皇岛工艺美术厂的时候，工人们出于对他们夫妇二人的敬爱，于是将一副精美的贝雕画悄悄地放进了他们所乘坐的轿车里。发现后，康克清代朱德将这幅画还了回去，还诚恳地告诉工人：“你们的心意委员长收下了，但画不能收，这是国家的财富，你们应当拿它去换外汇。”

朱德生前曾对子女们说：“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 一位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朱德生前曾和康克清谈过自己积蓄的事，康克清当时提出主张分给子女，但朱德却觉得，子女们都有工作， 靠工资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朱德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前，当负责生活的工作人员向他报告还有1000多元的积蓄时， 朱德就表示要把这笔钱存到银行去，将来把过去买的几千元国债券，和当年史沫特莱交给他的8000元稿费一起上交国家。事后，他又将这一遗愿嘱托给康克清。

康克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社会活动频繁，而她常常穿的却是 那件早已褪色的蓝布上衣。1991年，当她得知安徽、江苏等省遭受洪水的灾害时，立即把自己的鸭绒被和毛毯捐献给了灾区。朱德和康克清都是农民的后代，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淳朴的作风。

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当中，康克清永远不会朱德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那时的他们，是伴随着一场浩劫度过的。1966年1月初，朱德前往浙江广东等省视察。到杭州时正好临近春节，于是他便让秘书给康克清打电话，要她来杭州一同过春节。

当时的康克清已经因为工作去到江西，有3个多月没见到朱德了，所以一接到电话，她便立即开心地匆匆启程了。但是一到杭州，朱德的举止神态，让康克清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她发现朱德的话变得很少，吃饭时常常会停下来思考着什么，然后摇头。

康克清能感觉到朱德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大事，但询问的时候，朱德却总是摇摇头不肯说，这让康克清越来越担心。后来朱德把康克清叫到房间里，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你就不要多问了。”

朱德工作上的事情， 康克清从来不去过问，她知道朱德是严格遵守纪律的。事后，朱德的秘书告诉康克清事情的原委之后，她才恍然大悟。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朱德的话更少了，但康克清并不知道他在会议上经历了什么。很快，她也遭受到了牵连。这年10月，朱德被要求离开北京。无奈之下，夫妇二人一起来到了广东。在广东的8个月里，尽管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朱德依然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直到1970年7月，朱德和康克清才回到了北京，但他们没有搬回中南海，而是住到了京城西郊的“新六所”。

1976年1月8日这天，是举国哀痛的日子，这一天，同朱德并肩携手、志同道合的战友周恩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之后，朱德内心悲痛万分，泪水不断地从眼角滑落。随后，他迈着艰难的步子，来向老战友告别，庄严地向他50多年前的入党介绍人，举手致最后一个军礼。

过了半年，朱德也永远停止了心脏的跳动，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救国强国的伟大事业。朱德病逝后，每个清明节，康克清都要带儿孙到八宝山去扫墓，即使是在外地，她也要按时赶回来。

1991年11月下旬，正值朱德105周年诞辰之际，康克清千里迢迢赶到朱德的故乡——仪陇，参加朱德铜像落成仪式。钢像基座的一侧，刻着康克清撰写的题词，其中写着这样几句话：“在我们风雨同舟的岁月里，我与你同甘共苦，休戚与共，你‘革命到底’的苍劲题词，将永远楼刻在我们的心中。”

1992年的清明节，病重的康克清实在没法去八宝山祭扫了，于是儿孙们就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德的一片深情来到八宝山。朱德逝世16年来，这是康克清第一次没能亲自去扫墓，也是最后一次。

1992年4月22日，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逝世，享年81岁，弥留之际，康克清对围在身边的子孙们断断续续地说：“我什么都不要，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说完后，泪水已经盈满了她的眼眶。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康克清却始终保持着警觉。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十分清醒，告诫后人要保持廉洁，清白做人，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太平地过日子。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