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天，在紫光阁的总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正在召开一场重要会议。突然，张爱萍起身告假，提前离开会议，去参加外交部的一个活动。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周总理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

周总理面色和蔼，言辞坚定地询问张爱萍身上是否夹带着会议的文件，接着他又用手指了指张爱萍的口袋，让他检查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纸条。直到张爱萍将全身上下的口袋全部都掏了一遍，确定没有之后，周总理才如释重负，放了张爱萍离开。

张爱萍是开国上将，他戎马一生，百战疆场，为革命立下了数不清的丰功伟绩。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二人也进行了长期密切的交往，乃至许多人都认为张爱萍身上有周恩来之风。可为何周总理会对他做出这一番举止？

第一个30年

张爱萍晚年曾自评：“我这一生是两个30年。从1925年参加革命，到1956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1956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1987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三言两语述尽一生，却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戎马倥偬。

1910年1月9日，张爱萍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罗江口张家沟一个富裕农民家里。7岁时他开始读私塾，8岁上小学，12岁跳级上五年级。他酷爱读书，对于书中的诗词也尤为感兴趣。

1925年初，张爱萍考上达县中学，班主任老师张鲤庭，当时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引导张爱萍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人。5月30日“五卅运动”当中，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达县中学的学生们都纷纷开始上街游行示威。

当队伍经过“川陕边防督办”司令部门前时，张爱萍突然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刘存厚！”随之就是一片热烈的响应声。这是连续两天游行第一次喊出的口号。

不久，在张鲤庭的组织下，达县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张爱萍为副会长。寒假期间，学生会开始在周围的村庄里开展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乡亲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1926年4月，张爱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8月，在张鲤庭等人的介绍下，他又转为了中共党员。随即他开始办起贫民夜校，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很快，罗江口一带的革命火焰就被点燃了起来。

1929年在刘存厚的干预下，张爱萍决定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把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了张爱萍。6月中旬，张爱萍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关系后，就开始参加地下工作。在革命活动中，张爱萍曾两次遭逮捕，但在狱中他却一直进行着坚贞不屈的斗争。

长征开始时，张爱萍率领的第十二团常常是先头部队中的先头。途中，他也多次率兵，协同兄弟部队掩护中央、军委机关安全撤离。当行军至赤水河以东土城地区时，为突破敌军的防线，第四师奉命担任了正面主攻敌军的任务。

但在此前，师长因受伤住进了卫生所，政治委员又生了病，所以当时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便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主要指挥的担子。战前，红军总司令朱德来到第四师亲自进行动员，全师指战员士气高昂。

一天黄昏，指挥所成员正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内，一位参谋不幸壮烈牺性。但张爱萍依然镇定自若，掸掉了身上的泥土，继续指挥战斗。

1936年2月，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山西，张爱萍率骑兵团一举荡平北部三边的马匪武装。回师途中，得知我边区政府遭一股游匪的袭击，于是张爱萍命第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一口气追出去15公里。

土匪们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俘来的干部群众、物资，立即逃走了。如果此时见好就收的话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们却咽不下这口气，强烈要求活捉匪首，就连部队的战士们也纷纷叫喊着。

张爱萍眼见大家的内心都如此激愤，于是便心头一热，决定去端土匪窝。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土匪设下的埋伏，最终骑兵团几乎招致了一次灭顶之灾。回到部队之后，军委决定给予张爱萍以撤职查办的处分。两天后，张爱萍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去见毛泽东。

在两人闲聊的最后，张爱萍诚恳地对毛泽东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毛泽东很高兴，对他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说完他就拿起毛笔，给拟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写了封信。

1936年6月，张爱萍成为了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毛泽东亲自为学员上课。1939年5月，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张爱萍只身奔赴皖东北，很快创建起了一支皖东北根据地。在之后的“扫荡”斗争和大大小小的各种战役之后，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也极大程度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

第二个30年

1954年8月27 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31日，张爱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大陈列岛登陆战。

1955年1月，当张爱萍的手表时针指向“8”字时，数十架由强击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品字形机群，箭一般地飞向上下大陈及南北一江山岛。8时15分，机群退出战斗返航，9时21分全部安全着陆。15时，号称大陈列岛“铁门”的一江山岛被彻底打开，至此，浙东沿海国民党军占据的岛屿全告解放。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停止执行援助工业的协议。与此同时，三年自然灾害也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的问题就成为了领导人们不断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时，张爱萍被委派调查国内的原子能工业情况。一个月后，这份报告向中央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也正是这份报告，坚定了中央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决心。

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陈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上做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表示同意成立研制原子弹的 “中央专门委员会”，张爱萍的名字赫然在列。

12月14日，中央发出正式通知，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领导原子能工业。

张爱萍开始学着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他也确实认真去学了，他家里饭厅的墙上，曾贴过一张元素周期表，上面还有他为了加深记忆用红圈标明的一些标记。

随后，张爱萍找来了一个搭档刘西尧，是党内领导干部当中一个极少数的“内行”，还有一个助手张震寰，是一个知识型将军，能讲解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他的学识功底张爱萍也是有所了解的。

后来，张震寰也出任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的一线指挥。现在看到的一些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倒计时读秒的，也是他的声音。

同时，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这也是张爱萍学习原子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他曾虚心求教和拜访过不少的科学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张爱萍就逐渐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

1963 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往青海，一批科学工作者即将去往荒凉的大西北，展开核试验。他们之中大多都习惯了在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几乎都是第一次去遥远的西部，因此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所顾虑。

张爱萍很能理解大家的感受，于是特别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道：“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与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在他的动员下，大家士气高涨，虽然大西北的环境艰苦，但是张爱萍却和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一样，不畏艰难，为了国家的核事业发展，甘愿隐姓埋名地奋斗。

戈壁滩环境恶劣，气候多变，昼夜温差也很大，白天温度高达42度，当时防化兵要穿着几十斤重的防化服训练。每次训练完，从防化服里都能倒出几斤重的汗水。而当地的水质又很差，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出现了腹泻等症状，最终只能从两百公里以外运送泉水。

克服了生活环境的困难后，设备上也迎来了新的问题。那时我国核试验仪器非常有限，取样需要飞行能高达8千到1万米的飞机。在大家的努力改装下，最后飞机仅仅只能够飞到8500米，并且安全性还没有经过测试。

张爱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直接表示：“那好，我去坐坐那架飞机。”这件事让组织上知道后，坚决制止了他，但张爱萍却一直坚持亲临一线。亲自试验之后，他说：“这次飞下来，我心里才踏实了些。”也正是在茫茫高原戈壁上，张爱萍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

1964年9月至10月，第一颗原子弹要进行爆炸试验。为了更确认有把握，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张爱萍又组织专家和领导干部，对现场准备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

10月16日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铁塔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用密语向周恩来报告：完成试验前各项工作，一切正常之后，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此时，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原子弹爆炸成功。

15时，在寂静的戈壁深处，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天空中出现了一朵硕大的蘑菇云。但是在操控台观看爆炸过程的技术人员，和张爱萍却没有立即高声欢呼起来，因为他们此时还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一般的爆炸还是原子弹的爆炸。

在引爆的过程中，张爱萍和周恩来是一直通着电话的，于是他先向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听到了，沉默了一会儿问：“能否确定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也回答不上来了，赶忙问身旁的王淦昌，当听到王淦昌回答：“从这个蘑菇云的高度，普通爆炸产生的能量来看，一般的爆炸是产生不了这么大的，是核爆炸！”

当听到对方肯定的回答之后，张爱萍当即向周恩来兴奋地作了肯定的报告。而这次的成功爆炸，张爱萍也是功不可没。

很多人觉得，从1960年第一枚导弹发射开始，只要张爱萍在前线盯着，就很少会有不成功，因此，有不少人称他为“福将”。而得知这些评价之后，张爱萍却说：“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周恩来和张爱萍的良师益友情

1925 年，张爱萍在家乡四川达县参加革命活动时，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周恩来又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0年夏，张爱萍在一次战场上左腕受了重伤，地下党组织当时秘密地把他送到了上海进行治疗。好不容易等到伤愈后，张爱萍就迫不及待地请求要继续参加根据地的斗争，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带走了他的请求。几天后，联络员返回时对他说：“恩来同志讲，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为好。”

但张爱萍的心情却依旧很急迫，再次提出要到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的请求。联络员回答他说：“我懂你的心情，但还是等我回去报告后，再尽快给你个消息吧！”一周后，联络员又来了，对张爱萍说：“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张爱萍被深深感动了。对周恩来这一知遇之恩铭记在心。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在此工作的张爱萍知道后，当即去到了他的住所，结果看到的竟然是一位留着长胡子的“长者”。“怀疑我的胡子是吧？”周恩来很快感觉到了张爱萍的不解，于是又笑着说：“胡子是真的，周恩来也是真的，只不过对敌人又都是假的。”

原来，为了便于隐藏自己的身份和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周恩来不得不蓄起了长须。随后还没等张爱萍开口，周恩来便先问起了他手臂的情况，这让张爱萍感到既意外又感动。

在1936年2月张爱萍率骑兵团被土匪埋伏，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回到驻地后，周恩来也是第一时间来找张爱萍。在听到张爱萍的道歉后，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本来战斗中偶有失利也是正常的，但这次却因为你让部队遭受了不应该有的损失，这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不得不对你进行严肃处理。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相信你会记住这件事，很好地吸取教训，从中增长才干，今后把事情做得更稳妥。”

张爱萍接受了组织上的处分，这件事也让他牢记终生，更钦佩周恩来在工作中不徇私情，对自己熟悉的部下更加严格要求，既不姑息同志的错误，又十分体谅犯错误同志的心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爱萍奉命去到了上海，在途经南京时，他匆忙见到了正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因时间紧迫，二人只简单交流了几句，临走时周恩来不忘叮嘱他：“上海吃紧，注意安全！”

张爱萍最后想把红军帽带走，却遭到了周恩来的立即制止：“不行不行！上海形势严峻，一点红军的迹象都不能暴露。不要因小失大。”1937年12月，张爱萍调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再次追随了周恩来，继续在他身边工作。

在办事处的日子里，张爱萍经常会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教诲和指导，获益匪浅。周恩来一如既往地日夜工作。看到他终日劳累，张爱萍都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的负担。

当时许多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每天都要来见周恩来，为了不占用他休息的时间，张爱萍总是会推掉。结果周恩来知道后说：“他们投身我党，我们理应热情相迎，我尽可能见他们。”从此，办事处二层楼的会客厅便成了热闹场所。

1955年初，张爱萍被调到北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有了时常见到周恩来的机会。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张爱萍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新中国国防工业的建设过程中，张爱萍作为一线指挥员，和他交往越来越密切。周恩来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的工作作风，也再次一直感染着他。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都处在粮食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而张爱萍率领科研队伍在戈壁大漠里的处境就变得更为艰难了。当周恩来听说科研人员的生活困境后，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运去大米、面粉及治疗浮肿病的药品。

周恩来还在电话里嘱咐张爱萍：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在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在紫光阁内主持召开了关于核试验最后进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张爱萍因为当时还有个外事活动需要参加，于是在中途起身，向周总理告假。

周恩来连忙问他：“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确认了之后回答说：“没有。”实际上，周总理并不是怀疑张爱萍的为人，只是担心纰漏。为了保险起见，他再次指着张爱萍的口袋说：“再搜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纸条？”

当看到张爱萍把全身的口袋都翻了一遍之后，周恩来才彻底放宽心，对他说道：“核试验的保密可不是小事情，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了，我从没跟她讲过这件事，她就不知道我们在做核试验。”

对于周总理认真细致的工作习惯，张爱萍一向都是支持和赞同的。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周恩来把张爱萍找去，问了近况后沉思片刻对他说：“从现在起你作为总理联络员，暂时脱离机关到各研究所听意见，到各基地去了解情况，这些单位不能乱。”张爱萍知道，总理这是在关心惦记着核工业建设，更是设法保护着他。他在深深感激总理的同时，决心把总理联络员这一工作做好。

1976年1月8日早上，广播突然播出哀乐，沉痛播报了周恩来不幸病逝的消息，张爱萍听到后如雷轰顶，顿时一阵眩晕，险些跌倒。清醒一些之后，他便自言自语道：“总理，您怎么可以离开呢？人民，怎么能离开您呢？”

1980年5月，洲际导弹一抓出来，张爱萍就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他向中央写了退休报告，结果等到的却又是一份新的任命书，一直到1987年，张爱萍再次请求退休的报告终于获得了批准，于是在第二天，他就让人把军委的办公室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