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谷城，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一个是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著名历史学家，他们都是出生于湖南湘江畔，彼此对外均称对方是自己的老朋友。从1921年春，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识，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二人交往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他们彼此结下的深厚情谊，也在此后一直被传为佳话。

初次相识

周谷城祖籍湖南益阳，1898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里，7岁时进本村小学堂读书，15岁考上中学。当时因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学的课程也设置得新鲜起来，这对于一个渴求知识的农村青年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功课上，但同时他又有充满活力的交际才能，所以周谷城很快就成为了同学们当中的佼佼者。那时的周谷城对英语很有兴趣，于是就组织了一个英语学会，并自封为会长。

他喜欢古文，熟读很多名著，所以常常把读过的《史记》、《汉书》等里面的一些艰深难识的字句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老师批改他的文章，有时遇到引用的这些字句，也不得不查查字典。好在周谷城的文章比较清顺，教过他的杨昌济等老师当时不仅不批评他，有时还要表扬他几句。

18岁那年，周谷城从中学毕业， 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周谷城的大学生活，几乎一直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度过的。那时的他一边积极投入运动，一边利用罢课时间继续阅读书籍，他认为“读书要靠自己”。

1921年春天，距离毕业的时间还有半年的时候，周谷城就提前走出学校，来到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任英语兼伦理教员。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主任，由此二人便认识了。并且因为二人的爱好、志向等很多方面都一致，所以他们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二人都很喜欢读书，也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畅谈国事、天下事。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引起麻烦？”周谷城笑着回答他：“现在国共合作，怕什么？”

从那次之后，共同的强烈爱国心，把这两位热血青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之间来往更加密切，经常在课余饭后互相造访，或在卧室促膝交淡，或散步于校园和田野上。在交谈中，周谷城感到自己深受启发和教益。

毛泽东不仅经常送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给周谷城阅读，还邀请他一起去给工友们演讲。一次，毛泽东赤足穿草鞋，裤脚卷到了膝盖上面，在讲台上用手势向工人演讲。他的这一番形象和炽热的讲话，一直印在周谷城的脑子里，也对他后来参加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毛泽东去到了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春天，周谷城陪同一位老同学去看国民革命后的新广州，得知他到来的消息后， 毛泽东连忙赶到周谷城的住处探望。

毛泽东希望他能留下做讲习所教师，但当时周谷城考虑到长沙一师教员的身份，没有答应。一个星期之后，两位朋友再次分开了，周谷城回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不久后，毛泽东也来到了长沙，二人再次相见，倍感亲热，周谷城还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任顾问，兼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春，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周谷城来到了武汉，在邓演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

邓演达离开武汉后，周谷城又接受毛泽东的要求，来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任宣传干事。后来，毛泽东到湖南去组织秋收暴动，周谷城便选择去往上海。二人这次分别，一直到18年之后才再次重逢。

走上不同道路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在友人的帮助下，周谷城去到了国立劳动大学教育系任教，暂时了解决生计问题。但因为他宣传进步思想，很快就遭受到了种种怀疑和压力，最后被迫离开了劳大。

此后在黑暗的旧上海里，周谷城举目无亲，生计没有着落，无望之下，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的老同学周予同，介绍他去《教育杂志》写文章，以领取稿费糊口。谁料好景不长，周谷城刚写了两篇文章，拿到20元的稿费，就遭到胡适的攻击。

就这样，他的生活来源又被切断了。尽管如此，周谷城却依然坚持写作，并出版了许多文章。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开始了新的探索，他来往于长沙、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地。1930年秋天，他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 除了教中国社会发展史以外，还讲授社会科学名著选读。同时，他仍继续创作，以图改造中国的现状。

但周谷城的爱国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并指责他无视校规，最后被迫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1932年秋，他来到了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一直到1942年春。

1942年，周谷城离开上海到重庆。次年9月，他接受复旦大学章益校长的邀请，来校任史地系专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接受蒋介石邀请，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43天的国共和谈。得知毛泽东先生来了，周谷城猜测文化协会一定会有欢迎活动，便立即去打探消息。

果真如愿了，毛泽东周谷城这两位阔别了18年的老朋友，终于在山城渝市相见。周谷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当时毛主席着蓝布衣，我跑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他带着湖南腔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一十八年了。’他拿着我的手未放，眼睛里似有泪珠。我说：‘是的。主席以前身体有些不适，近来怎样？’ 我的说话声音也有一点颤动。 主席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里有饭吃，便要生病，拿起枪，上山打游击，病也不生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而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但都各有所为。周谷城在解放后曾说：“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他也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随后，周谷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投入爱国运动，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还曾和众多民主人士联名签下反对的宣言。

没多久，周谷城就被撤去了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并被禁止公开发表爱国言论，也不准与学生开座谈会。但周谷城并没有因此屈服，反而积极参加迎接上海解放的各种活动。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强行逮捕了周谷城，经过学校的多方交涉，才将他保释在外。但却失去了行动自由，被监视在家，随传随到。 直到5月26日上海解放， 周谷城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5月27日，周谷城去信北平向毛泽东祝贺。 6月28日，毛泽东复信说：“谷城先生：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唯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的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教书谋生，继续执教于复旦大学，曾兼任教务长。1949年9月，他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随后，他便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也发表了许多堪称凤毛麟角的论著。周谷城在史学、逻辑学和美学诸方面的探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念旧的，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总想到周谷城。

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

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6次面。毛泽话题广泛，言语风趣，所以每次大家一起谈话时，气氛都十分和谐轻松。

一次，周谷城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毛泽东得知后，便请他去中南海露天游泳池一道游泳。二人来到泳池旁时，毛泽东问周谷城：“你能游泳吗？”“少年时在自己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游得起否。”

毛泽东邀他“试试看”，然后自己先直接下了水，而周谷城却从浅水一端下。尽管工作人员给他拿来浮圈，但他仍不愿意越雷池半步。毛泽东看到后，朝他喊道：“来呀！”周谷城则诙谐地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二人游泳完之后，毛泽东拿出了一本大字线装本《汉书》，翻到第五十六卷《赵充国传》，指着其中的一段文字， 亲切地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的主张最初赞成者只有十之一二，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有十之八九。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由于毛主席的信任和鼓励，周谷城在此后，连续发表了有关逻辑学和美学方面的独到之见，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两次大争论。毛泽东对逻辑学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称赞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他们两人之间的交谈，虽然并无一定的主题，但也往往会有新意出现。一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的过程时，毛泽东感叹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他对自己革命历程的总结。周谷城听后也很有些感触，他讲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毛泽东反问说：“什么意思？”周谷城解释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立表赞同：“你讲得对。”

两人之间几乎都是一些闲谈，所以话题也就纵横无边，想到什么说什么。一次，毛泽东突然说道：“我不想当主席了。”这是自言自语，周谷城不明就里，没有接话。毛泽东又接着说：“有人说我可以去潜心研究党务，指导国家和世界。你说呢？”

这是个问句，周谷城不知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后他说道：“怕不好吧。”毛泽东追问道：“为什么？”这次周谷城没有犹豫，他说：“恐怕人民不答应，人民习惯于喊‘毛主席万岁’。”这下轮到毛泽东不吭声了，两人坐着，很长时间没有声音。

过了很久，毛泽东长叹一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又不同意。” 这段对话让周谷城很紧张，回到家里后，他辗转反侧，还在思量这段对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毛泽东是否接受、满意。

许多年后，周谷城才肯定地说：“我的话，恐怕毛主席是听得进去的。” 关于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关系，外人很感兴趣，周谷城也不避讳。他在课堂上也曾对学生们讲起他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吃饭的逸事，常常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

而毛泽东对于自己和周谷城的关系也很看重。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谷城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会议间隙，毛泽东派人跟他联系，转告让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并带给他100块钱。这在当时还是挺多的。不过，周谷城没有听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有一次，毛泽东来到了上海，打电话邀他前去饭店聚会。二人说着话，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进来了。周谷城忙起身，毛泽东也站起来，没等许建国开口，毛泽东便指着周谷城对他说：“周谷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 许建国连忙点头表示赞同。

听到毛泽东提到了他们二人早期的交往，周谷城联想到了使他悔恨莫及的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时，他没有和毛泽东一起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的事情。于是满含愧疚地插话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我怕死。”

没等周谷城说完，泽东便连连摇手，大声说道：“没有人怪您！没有人怪您！”周谷城后来曾撰文回忆，从这次相见中，得知毛主席对他那次未去湖南而来上海的行动并没有介意，“足证他对我的不安心情是完全了解的”。

随后，饭店小礼堂安排了文娱节目。毛泽东走进小礼堂，见舞台前放着两张大沙发，是让他和陈毅坐的，但毛泽东却不坐，而是和周谷城等人一起，坐在中间一排小椅子上。他幽默地说：“我们甘居中游。” “这里中游好，能看得清楚些。”周谷城也点点头接口说道。

从那以后，毛泽东一来到上海，就会把周老邀去见面聚会。

“超出寻常”的一次畅谈

1958年1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毛泽东突然派自己的专用飞机到上海，把周谷城等人一起接到杭州西湖刘庄。来到住处时，他们发现毛主席竟已经早早等候在了门口。

他们一行人被毛泽东请到了西湖岸边，一面共进夜点，一面谈论学问。看着眼前这几位老朋友，毛泽东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便问道：“你们知道关公姓什么吗？”

这一问题，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有些意外，周谷城试探着回答：“难道不是姓关吗？”毛泽东听到他的回答，一边笑一边摇头。在座的人都是知识学问十分渊博的学者，没想到却被毛主席这么一个问题给问住了。随后其他人又给出了一些答案，但都是错误的。

这时毛泽东才解释说：“关公可不姓关……”原来当年“关公”为民除害后逃去了潼关，结果被守将拦了下来，询问他姓名，他抬头一看到“潼关”二字，才说自己姓关，并给自己起名叫关云长。

毛泽东曾在看《三国演义》时，查阅了很多相关书籍，曾看到过“关云长”不姓“关”，而是姓“冯”，原本的名字叫“冯贤”。在冯仁鸿撰写的《中华冯氏源流史》中，也认为“关云长”应该就是姓“冯”，只是“指关为姓”之后，才换了名字。

不过这些史料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一个问题，也并不是要跟几位学者探讨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只是想要打开话题，活跃一下氛围。在场的几位学者们听到毛泽东的解答之后，也都笑了起来，大家之间的关系也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周谷城自然明白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不禁感到十分佩服。就这样，几人一直聊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才互相道别。

1965年，周谷城受邀来到西郊的一个旧式别墅里，毛泽东当时在这里居住。一进门，毛泽东就起身，笑着对他说：“又碰到了。”这四个字，是毛泽东每次见到他时，总是会说的第一句常用语，仅仅几个字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亲切和自然。

二人握了手之后，便再次开始了漫无边际，没有定题，随心所欲的畅谈。能够和毛主席进行这种对等的畅谈，恐怕也只有深厚学术功力的周谷城才能胜任了。也只有在缕缕乡情之中，才使这种畅谈充满温馨和情致。这是二人一次心情舒畅，又十分特别的一次交往。

周谷城在毛泽东八十岁寿辰时，曾专门撰文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写道：“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了。”

后来在那段特殊时期，周谷城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长时间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直到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出“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之后，他才得以恢复正常生活，这也算是毛泽东对老朋友的最后一次关照了。

1976年9月，毛泽东与世长辞。周谷城不仅为失去这位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而悲痛不已，更为失去曾给自己多次教诲的老朋友而伤感。为了表达对乡亲友人的沉痛思念之情，他在悲情难耐之下，写下了一首名为《哀悼毛主席逝世》的诗词。

这首诗，字字句句表达了周谷城当时对毛主席的深厚情感，和他对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坚强决心。

晚年的周谷城，常常会对自己的儿子说道：

“我自始至终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我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主席能够把我当作朋友，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以及他的伟大来比拟。”

谈到与毛泽东闲聊的事情时，周谷城总是会说：

“主席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日理万机，希望有人同他闲聊来调剂生活。由于他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人们对他难免有敬畏之感。我因过去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共过事，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同时我们两人都喜欢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兴趣广泛，可以天南海北地谈，所以他很喜欢跟我闲聊。当然我们也谈政治、国家大事。”

周谷城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学者，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此才会深得毛主席的喜欢。而毛主席也没有给予他过高的地位，从这个层面上讲，二人也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周谷城和毛主席年轻时相识，一起共过事，友谊走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也是共同为革命奋斗的战友，细细品味他们之间的故事，给人启迪尤深。